人们在读她早期的作品时，会很难想象到这些文章出自一个高中毕业不久的小女孩之手。一九五○年七月，她描述了法院对一群商人的审判以及犹太人财产侵占案，她描述了步伐缓慢、神情沮丧的指控方队伍——在纳粹德国集中营中的流放犯亲属，或者是流放犯本人——根据法庭的要求，他们需要无视个人的悲剧，严格地汇报自己遭受的财产损失。他们其中有一个人被偷走了一些保险箱，奥莉娅娜对他的描述让人无法忘怀。这也展示了她在叙述时的语言表达天赋。“‘你们必须拿出失窃的证据??’法官说道。他慢慢地摇了摇头，低声嘟囔道：‘无非就是一场盗窃。’然后，他继续用在法庭另一侧的观众听不到的声音补充着——是的，补充说他被偷走的：他的女儿马蒂尔德、他的妹夫维托里奥、他的小孙子们，十三岁的阿米艾尔和十二岁的莉亚。他们全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消失了。然后，他紧张地转动着手里的帽子。他想给自己鼓一下劲。但是，当儿子和一个亲戚安慰他的时候，他却失望地走开了，他的两个肩膀都颤抖着。‘保险箱？’他说道，‘什么保险箱？’”
一名同事还记得和奥莉娅娜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时他们出席了同一所法庭中的一场对几个法西斯分子即刻行刑的审判。他在专栏作家那一堆人中发现了奥莉娅娜，她头发金黄，举止落落大方，惹人怜爱。当他靠近她，企图开个玩笑的时候，她一眼将他“瞪回了”自己的位置：“年轻人，这不是一场节日庆典。这里有三个人将会死亡。对，当然，他们是法西斯分子。但是，他们也是人。”她很年轻，但是心智已经很成熟。她早已明白，要想在这份由男人主导的职业中出人头地，就必须向大家展示出她更为出色的一面。每篇文章，她都会反复写十多次，不厌其烦地修改和润色。在讨论会之前，她都会将话题研究透彻。她还阅读了大量伟大作家的作品，来学习他们优雅的文风。
奥莉娅娜一名同事的遗孀还记得，她经常去自己家中找自己的丈夫借书，或者向他征询建议。“有几个早晨，我们会在门缝下面发现她晚上塞进来的卡片。她那时候工作很辛苦，烟抽得也很厉害。”她知道如何做好一个小女孩，但也很明确她想得到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我觉得，成功是赠予年轻人的一份礼物，这份礼物送给他们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在成名之后，有一天，她这样写道：“拿破仑在二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赫赫有名，亚历山大大帝在他三十二岁的时候去世，兰波在十六岁的时候就已经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
每当专栏作家组的组长故意愚弄她，并以此为乐的时候，她都十分生气。尽管她还很年轻，但她希望人们能够严肃地对待自己。“有一次他们派我去报道一场猥亵案的诉讼，我感到很不舒服，但是我没有勇气拒绝参加，因为我要写出报道。然而，审判法官在现场冲我吼道：‘让这个小女孩出去！’‘我是一名记者，法官先生！’‘什么记者！出去！’门卫将我扔出了门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同两位同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民族报》的马里奥·卡尔托尼和《新邮报》的埃尔维奥·贝尔图切利。“因为我们三人都出席过重罪法庭，卡尔托尼还创造性地发明了轮班制。当我在法庭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出现，相反亦是如此。我们还会在酒吧中喝着CINZANINO，交换着彼此获得的情报。我们总是在一起，就像三个火枪手一样。”在她的新闻稿件中，还有一些照片，上面记录着那些在酒馆的夜晚。在同桌的人中，她是唯一的女性，但是似乎没人能够吸引她的注意力。“很自然地，我总是在不停地寻找，寻找着我的杰克·伦敦。或许他本人都不知道自己是杰克·伦敦或能够成为他那样的人。但是，那就像在冬天里寻找一只蝴蝶一样艰难。我人生中的那段时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段漫长的寒冬，而我在这寒冬之中，徒劳地等待着一丝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