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做第1题时会选择（b）选项，而看到第2、3题时会选择（a）选项，实际上每一道题的正确答案都是（b）选项。也就是说，我们只有第1题答对了，剩下的两道题都答错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对这个认知错误的通用版本进行了描述并将其命名为可得性启发法（availability heuristic）。当大脑对一类事件比其他事件更加熟悉时，我们就会倾向于认为这类事件在世界上发生的概率更高。相比自杀来说，谋杀更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更别提自杀的羞耻感使人们不愿与外人谈论。由于其可怕的本质，车祸更容易受到关注，而作为众多癌症中的一种—胃癌的情况则相反，尽管它是普遍的致死原因之一。由于谋杀和车祸的相关消息更为人所熟悉，人们便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两种事件发生的概率较高。这样的结论貌似合理，但却容易误导我们。大脑对于事物的熟悉情况并不代表其发生概率的高低，但类似的错误经常发生，结果就是人们要为此耗费巨大的决策成本。
麻省理工学院的行为经济学家丹·艾瑞里（Dan Ariely），先让他的学生们写下自己社保号码的末两位数字，紧接着让他们对键盘、追踪球和设计本等几种并不陌生的物品估价。随后，艾瑞里从每个学生的手中收集这两组数字，并努力找寻社保号码末两位数字和物品估价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当然，从逻辑上讲这两组数字根本毫无关联，所以它们之间的关联度应该等于或接近于零。
然而通过实验，艾瑞里却发现了这两组数字之间有趣的关联性：社保号码末两位为00~19的学生愿意花在追踪球上的钱平均是8.62美元；社保号码末两位为20~39的学生则愿意多花一点儿钱，大约为11.82美元；社保号码末两位在40~59的学生则表示愿意花更多的钱，大概是13.45美元；然而，那些社保号码末两位为60~79及80~99的“倒霉蛋”，出价则分别是21.18美元及26.18美元—当然他们的心仪之物是同一款追踪球。
第二种著名的认知错误是由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发现的，它被称作锚定效应，即人的大脑不会凭空搜寻信息，而是以现有的信息作为参照物，或者以“锚”作为基点，然后对信息进行调整。在上述实验中，学生们以随机的社保号码作为“锚”并对物品进行估价的后果，就是不由自主地为虚高价格商品埋单的“自我惩罚性后果”。
那些陷入可得性启发法以及锚定效应陷阱的人并非意志薄弱者或容易受骗者，事实上，我们所有人都是随时可能上钩的猎物。人们能够通过操控锚定价格从而使商品的价格高出或低于实际价值—投资者们对于股票的估价往往取决于其市场价格而非实际价值，这便是金融泡沫长期存在的合理解释。
社会认知错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首先人类是社会动物，人类社会成员间的相互影响是其他物种无法比拟的。因此，灵长类动物的大脑才会进化出对同类特别关注的功能，驱使我们习以为常地对他人的想法进行揣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