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靠着它的胃行进”
1795年10月5日清晨，一位前程似锦、名叫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炮队军官，受命指挥护卫法国政府（即国民公会， National Convention）的军队。在法国大革命推翻君主政体之后，国民公会于1792年通过选举而产生，但国内还有许多同情保王党的人士。此刻，一支由3万名保王党员组成的军队，正向巴黎的杜伊勒里宫（Tuileries Palace）前进—那是国民公会成员的避难所。拿破仑立刻派遣一名骑兵军官，运来40座大炮及炮手，到了破晓时分，他已经仔细而周密地将它们部署在宫殿周围的街道上，并已填装葡萄弹 。他的护卫军人数只有敌军的1/6，而且在他指挥部队时战马一度被敌人从下方射中。当保王党的纵队发动主要攻击时，护卫军设法将他们导引向部署在教堂前方的主力枪炮排。拿破仑下令开火，炮弹的强大威力使保王党士兵伤亡惨重，生还者纷纷转身逃命。之后，拿破仑写信给他的兄弟约瑟夫（Joseph）说：“一如往常，我毫发未损。我高兴极了。”结果证明，这场战役是他军旅生涯的转折点。
几天后，将护卫政府的任务授予拿破仑的保罗·巴拉斯将军 ，与拿破仑以及其他军官一起出现在国民公会的成员面前，成员们想要表达其谢忱。在毫其他军官一起出现在国民公会的成员面前，成员们想要表达其谢忱。在毫成员们想要表达其谢忱。在毫想要表达其谢忱。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一名从政者爬上高台发言。他没有感谢巴拉斯，反而宣称当代的英雄其实是“波拿巴将军，他只有一个早晨可以如此高明地部署其大炮”。拿破仑立刻成为名人，只要出现在公开场合，便会受到鼓掌喝彩。他随即被拔擢为法国驻意大利军队的指挥官。接下来几个月，他与奥地利人打了一场快速而残酷的仗，将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纳入法国掌控之下。拿破仑甚至定立了与奥地利的议和条件，尽管他并没有正式的职权可以这么做。他立了与奥地利的议和条件，尽管他并没有正式的职权可以这么做。他了与奥地利的议和条件，尽管他并没有正式的职权可以这么做。他成为法国的民族英雄，并运用战场上的成就来赢得自己在巴黎的政治影响力，为1799年的夺权铺路。在意大利战役之后，一位法国将领甚至形容他为“新的亚历山大大帝”。
事实上，这个形容相当正确，因为拿破仑与当代其他将领的主要差异之一，便是他重新采用了亚历山大的做法（以极简的方式规划后勤），而这个特色也塑造了他的军旅生涯。诚如法国将领吉尔伯特伯爵（the Comte de Guibert）在18世纪70年代所指出的，当时的军队太过依赖其笨重的供应系统和补给站，或是军用仓库。他建议军队应该更具机动性，轻装行旅，并且就地取材。吉尔伯特也说，依赖由职业军人所组成的常备军，即意味着大多数百姓都未受过使用武器的训练。他预测：第一个发展出“强而有力的民兵部队”的欧洲国家，将所向披靡。他的观念最后盛行于世，但不是因为刻意计划的军事改革，而是因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导致旧供应系统瓦解，迫使法国军人必须在接下来的战役中奋力自谋生计。
一开始，就地取材是不得已的做法，但法国军队很快便将它发展成有组织的系统，以便征调并聚积粮食、饲料和其他物资。诚如拿破仑自己对一位将领解释的：“从军队所行经的区域取得粮草，是指挥官的职责。”个别的连会在下士或中士的命令下派出8~10人，执行少则一天、多则一星期的搜寻工作。这些搜寻粮秣的队伍，会在行进中的军队前锋的后方分散开来，从邻近的村庄和农场征调食物，有时会付给当地人金子，但更常使用的是“指券”，亦指券”，亦券”，亦即收据—理论上，一旦战争结束，人们就可以拿这些指券要求赔偿。（然而，“像指券一样毫无价值”的说法，显示在实际上，真正获得赔偿的情况极少发生。）搜寻队伍接着回到各自的连中，分发他们所搜集到的物资，食物通常被煮成炖菜或熬成汤。比起过去漫无章法的劫掠，这种做法所造成的浪费更少。法国士兵很快就变成专家，善于寻找隐藏的粮仓，并评估在某地区可取得多少食物。“居民将所有的东西埋在森林或房舍的地底下，”当时的一位法国士兵说：“在费了一番功夫搜寻后，我们发现其藏匿处。通过用枪托来查探，我们找到了各式各样的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