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黑格尔分道扬镳，是在国家中立的问题上。黑格尔认为，国家如果与资产阶级分开，真的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无阻活动”(即毫不妥协的个人主义)必然产生的冲突中担任中立的裁判。一个为人人提供教育，制定最高物价与起码工资，并且使贫民生活有依的国家，将能永远压下资产阶级社会发生的冲突，使之不成其为辩证的矛盾。国家之存在，即证明一个社会认知资本主义的异化效应，并且秉持积极的精神回应。马克思无法这么思考。他认为黑格尔解决资本主义难题之道根本是闹剧。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是近代国家的代表。在一个层次上，近代国家与社会是分开的，因为近代国家并不试图管理经济生活的细节，然而在另一层次，近代国家深深为其时代所囿，因为它在调解辩证矛盾时偏向当下的强势阶级，即资产阶级。马克思与圣西门(Saint-Simon)及欧文(Robert Owen)等早期社会主义者有个共通见解，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表面上控制经济，其实是控制着国家。马克思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并且在长期流亡英国期间切近观察英国，看出近代国家只是中立其名。近代国家可能与公民社会分开，却绝非中立。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从黑格尔主义末端即国家理论下手，往回直辟其根本，即黑格尔唯心论。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并不能解决阶级冲突，反而将这冲突建制化。黑格尔的立宪君主由各阶级担任咨议，这些阶级是以社会区分为基础：农业、工业及一个第三阶级。这如果不叫作将贵族、资产阶级及其余阶级建制化，还能称为什么?官僚体系的问题更明显。这官僚体系的成员来自何处?这些有学识且有志操的官僚将会代表他们所来自的阶级的利益，更可能的是，他们将会以一个有其本身利益要照顾的第四阶级自视。黑格尔不仅谈不上调解公民社会产生的阶级冲突，还添加一种阶级利益而使公民的冲突更加复杂。黑格尔的国家不但不能对社会采取超脱、普遍的观点，以便克服异化，反而本身就是异化事实上继续存在的证据。黑格尔的国家将阶级分裂建制化，在公民社会里添加官僚体系这个特殊而非普遍的阶级，求其不有此结果，如何可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