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父亲人生的关键时刻到了，1949 年12 月23 日下午，胡宗南临走前委托的总指挥官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在会议快结束时，父亲提出，现在军队面临着困局，向东、向南、向北突围均无可能，唯一可走的只能到西昌了，即使去了那里，连军需供给都会成问题，前景很是渺茫。他说：“到底是战呢，还是和呢？如果要和，我这里倒有一条路。”不过他没有说下去是什么路，因为当时气氛凝重，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此时，前面提到的那位不久前曾受到蒋介石单独接见的18 兵团司令李振也在参加会议，他顺水推舟地说：“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双方减少点伤亡，按照北平的办法，还是和好。”此时，五兵团司令李文神色严肃起来，他与36 军朱军长，90 军周军长三人到另一个房间谈话去了。
我父亲立刻感觉到，他刚才这句话可能说得太突兀了，这样的话，只能在密室里对最亲近的人说的，他却鲁莽地在最高军事会议上，面对最高指挥官公开说了出来，所谓的和，其实就是向共军投诚，在当时绝对是属于反叛言论，他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头，父亲后来告诉伯伯，如果这时，这三个最高指挥官从小房间里出来，李文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他逮捕交宪兵法办，拖出去处决，那也是完全可能的。此时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不一会，第五兵团司令，临时总指挥官李文与二位军长从小房间里出来了。他们明确表示反对和谈，说“战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不过，他们并没有对父亲采取行动。
此刻，刚才还在会上支持父亲看法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中将，一看形势不对，自己参加会议时带来的随行人员也并不多，用他后来的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就顺水推舟地改口说：“既然你们讨论的结果如此，本人也放弃刚才的看法，与大家一起行动。”接着悄悄不辞而别，立刻驱车回自己部队去了。
父亲在散会后，回到自己房间里，一晚没有睡着。他后来对伯伯回忆说，那一晚上随时担心宪兵得到指令后，会来敲门，然后把他押出去枪毙。后来，我常想这件事，据家人说，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出言极为谨慎的人，为什么他会一反常态，在这个会议上去讲这样危险的话？我想，在这关键时刻，他的湖南人性格一定使他无法控制自己不说出这样的话来。
第二天，即12 月24 日的中午，确实有人来找父亲了，不过站在门口的，并不是父亲担心的军统宪兵，而是昨天上午开会时支持他和平起义建议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将军，李司令问，“你昨天在会上说有一条路，是什么路？”父亲如实回答，他与原50 军军长郭勋祺是陆军大学特五期的同学，郭勋祺现在就在成都，与二野有联系。父亲与郭将军一直保持着联系。就这样，一心想起义而又联系不上共军的李振，经我父亲介绍，与郭勋祺在成都望江楼上秘密见了面。三十军军长鲁崇义本来就对胡宗南极为不满，如今有了起义机会，当然也积极策划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