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战役中的三十军已经全军覆没，蒋介石与胡宗南为了安抚尚留在陕西的原三十军的另一部分官兵，把已经改番号为113 军的那个军，再改回到三十军的番号。新三十军先是驻西安附近，后来退到汉中，再后来退到成都东郊，此时已经是1949 年12 月了。
此时的国民党部队，已经失去了战斗的意志，现在看来，毛泽东当年制定对大西南的战略部署，还真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军事大手笔。毛的部署是，先是不打草惊蛇，故意让胡宗南主力二十万精兵，留在汉中不动, 只要解放军不动它，它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是决不会主动撤至四川的。与此同时，让二野刘邓大军从湖北加紧北上攻入重庆，再向西进，切断胡宗南将来一旦进入四川中部后再进入云南及中缅边境之路。到了这时，才让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从北边把汉中的胡宗南的主力一步一步逼进成都平原。此时的胡宗南军队在刘邓的二野大军与贺龙的一野十八兵团的南北两面的钳形夹攻下，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此时已经是1949 年年末，共和国已经宣布成立，全国大势已经相当明朗，胡宗南部从成都向东突围已无可能，因为四川以东地区大多数已经解放，胡部向南走也不行，重庆也已经在刘邓大军手中，且从成都通往云南与缅甸边境的路已经被二野堵死。现在只剩下唯一的路，那就是往西昌与西藏走。但西昌如此荒僻，根本养不了那么多的兵， 即使没有追兵，由于一路上缺乏足够的给养供给，从那条路上走下去会有什么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胡宗南部的困境之深由此可以想见了。
12 月初，当时，蒋介石还在成都，他把划归胡宗南指挥的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找去谈话，当时的蒋介石给李振的第一感觉是，这位委员长陷入忧虑神伤之中，由于睡眠不足而显得很疲倦的样子。蒋介石说的大意是，西昌是复兴基地，到了西昌以后还可步步向云南缅甸转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李振后来回忆说，如果是一二年前受到蒋介石的单独召见，他肯定会受宠若惊，但这次召见却使他哭笑不得。他觉得，军队上下离心离德，士无半志，全国只剩下西昌与云南一角，想通过“第三次世界大战”来复国，更是如同说梦一般。回驻地后，他把蒋召见时说的话说给参谋长听，彼此都沉默良久，若有所失，大家都感到前途茫茫。这就是当时国民党军官们的普遍状态。
可以说，此时在四川的胡宗南所属各部几乎到了兵临绝境的地步。国民党军内部弥漫着悲观的气氛，高级军官中都有大势已去的感觉。尤其是原先在成都压阵的蒋介石本人也于12 月10 日飞往台湾。再过了十二天，12 月22 日，连胡宗南本人都乘飞机逃往海南岛。临走前把军权让给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去指挥，当时军队中的消沉气氛可想而知。理解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在大西南的国军中，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一年前太原起义中的戴炳南、仵德厚、欧团长这样的人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前途如何，只是不便公开言说而已。
正在此时，衡阳的地下党给祖父与伯伯做工作，让他们去说服远在成都的父亲起义，伯伯带着祖父给父亲的密信，正准备动身从衡阳出发，成都那边就传来了父亲已经成功起义的消息。
原来，父亲在成都已经有了新的历史机遇。他见到了前来秘密见他的老熟人郭勋祺。郭是前国民党属于川军系统的第五十军军长，郭与刘伯承有袍泽之谊，又是我父亲1939 年陆军大学的同班同学。他在1948年7 月在安徽被人民解放军俘获，后来，他欣然接受了刘伯承让他回川联系策动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工作，他返回成都后与我父亲联系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