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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学生活的一大特殊之处是，每一年，教师都年长一岁，而学生却一直是那个年龄。每年秋天开学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一个古老的希腊故事：一对善良的老年伉俪鲍西丝（Baucis）和费莱蒙（Philemon），他们邀请两个陌生人到家里来，用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们。主人惊奇地发现，无论他们喝了多少酒，酒杯都没有空下来，直到最后，客人自亮身份说，他们是神，耍了点儿小小的把戏来表达一下对主人的谢意。在大学里也是这样：每年秋天，教师都老一岁，而教室里新来的学生却永远年轻。
基于此，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这关系或许没有父母和子女、夫妻或兄弟姐妹之间那么难应付，但有时候同样需要决断。在一篇名为《学生》（The Pupil）的故事中，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巧妙地刻画了这种关系：
他试图让自己的脑海中浮现出儿童时代最初的那段时光，从而能够稳妥地跟他们打交道时，他发现，他们从来没引起过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在开始接触他们的那一刻，人们的认知中已经不知不觉地萌生了无知；到一定时候，你就可以说，没有一个聪明的小孩不知道的事。似乎对于他来说，在想象（小孩的）单纯上，他了解得太多；而对于解决他们的纷扰上，他又了解得太少。
这段话隐含着一种浪漫的想法，学生具有无所不知的潜能，教师的任务就是摸索到那根杠杆，让知识进入他们的意识中。为了努力实现这一点，即使是一个好老师，有些时候也会看起来很残忍。比如以要求严格著称的约瑟夫·施瓦布（Joseph Schwab）。他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生物序列”课程多年，众所周知，他“会让一名学生如坐针毡好半天……揪住他不放，让他绞尽脑汁，然后才点下一个学生”。一名芝加哥大学的校友，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的前总裁李·舒尔曼（Lee Shulman）回忆说，坐在施瓦布的教室里“全身冒冷汗”，用温和的语气说就是，要“时刻打起精神”。2这种“严苛之爱”的教师形象已经成为我们文化中的陈词滥调。跟所有的陈词滥调一样，它蕴含着某些事实，尽管这些事实毫无疑问地简化了，过分笼统了，看起来也跟现在越来越不相干。今天，在大多数大学里，经历过这种紧张的学生很可能会因为害怕成绩糟糕而逃课（施瓦布教授的这种必修课已经很少见了），在期末评估中，教师会有得分低下的风险。
无论风格与技巧如何，教学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生产行为，人类试图借此逃避死亡的一种方式——给下一代作见证，从而我们在自己的人生中学到的东西不会随我们而去。设想一下，对于美国最古老大学最初的“宗旨”，我们在今天该如何称呼？美国历史上的首次筹款呼吁，是哈佛的创建者向还住在英国的清教徒同道发出的直率的财务援助请求，而不是跋涉去新英格兰（译者注：原文有误，哈佛就位于新英格兰，估计是作者在哥伦比亚，把哈佛的创建者想成住在纽约了）。尽管他们的目的只是筹钱，但在他们写完这封呼吁书之后差不多400年的今天，书中的言辞依然令人感动：
在神把我们安全地带到新英格兰后，我们已建起了家园，生产了各种生活必需品，竖起了敬神的方便场所，安置了公民政府，下一件我们渴望和关注的事就是推动学习，并让它历久不衰，传之后世；在我们现有的牧师百年归世后，给教堂留下的是目不识丁的牧师，这种事想起来就觉得可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