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以外，不断的战乱也导致中国社会到处弥漫着强烈的暴力倾向。中日战争的爆发更加恶化了这一倾向。在过去，公开羞辱罪犯是常见现象。但在战争期间，这一做法却在勇敢地抵抗和懦弱地通敌之间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沟壑，它模糊了许多中国人所面对的更为复杂的现实，诸如是否要抛弃家庭、财产和事业这样的两难处境。
另外，战争还提供了一个进行广泛社会运动的成功范例，这些社会运动所波及的范围在以往的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从这一刻起，群众运动成了一种惯例。
到太原采访期间，杜重远被邀请到部队做演讲：
（我）即告以国内如何团结如何统一，上海作战时我军士气如何奋发，敌军士气如何不振……然后又谈到长期作战中，我国必须组织所有民众与敌抗争。我们亡省的人，正好乘机回到关外，作为向导，与国军联成一气扰乱敌人后方……说后大家都极兴奋，掌声如雷，这不是欢迎我而是欢迎抗战。
杜重远来自于中国的边陲地区，他亲眼看到了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是如何被瓦解的。1931 年东北的沦陷曾经激起大部分民众的强烈愤怒，但对蒋介石政府来说，奉行不抵抗主义依然是一项可行的政策。杜重远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创造一种祖国完整统一、人民齐心协力共抗战的感召力。
在战争后期，为了建设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祖国，杜重远在西北边远省份新疆担任了一个学术机构的院长，因为那里空中和陆地的交通网络可以将这个国家连为一体。此外，杜重远对共产党也抱有强烈的好感。杜重远的愿望也反映了蒋介石的宏愿。蒋介石相信，经过战争的洗礼，中国社会将变得更加统一，也更易于管理。但这样的愿望现实吗？确实，国家统一的召唤让国民党巩固了对部分仍然处于它控制之下的国土的统治。在那一时期，至少在名义上，大部分国土仍然是国民党所称的“自由中国”。但国民党也发现，它的声誉已经下滑，难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事实上，1937 年秋季对国民党而言，就像是一盆冷水，狠狠地浇灭了它的希望。
到1937 年底，许多北方城市都落入了日本人之手：天津、北平、太原、大同和济南都沦陷了。在农村地区，侵略者常常被共产党的游击队伏击和骚扰。这些地区很多都掌控在共产党手中，日本人没有多少控制权。华中地区岌岌可危，但国民党临时军事指挥部所在地武汉当时还算安全。然而，由于人们担心日本人将侵占更多领土而危及自身，难民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地攀升。
国民党政府没有严格地统计过战争期间中国难民到底有多少。这么多人口四处逃散，对自身难保的国民党政府来说，进行数据统计已经无足轻重。但不论怎样，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数字也很高：在战争的某些阶段，大约有8000 万甚至接近1 亿的中国人在路途上逃命，它是总人口的15% ～ 20%。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些人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处于流亡状态，许多人逃亡之后很快又回到故土。但是，大规模的迁徙在许多方面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它所造成的影响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岁月都有明显的反映。1937 年即将过去，但最恐怖的遭遇却还在后面。在这场战争爆发的第一个冬天里，即将发生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以至于在70 多年后，这起事件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日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