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蒋介石很多战略的施行必须仰仗他“部下”的军队。他不仅必须估摸这些军队实际上能派多大用处，还必须揣摩有多少指挥官真正忠诚于他。宋哲元跟日本人有着紧密的接触，他似乎时常以牺牲蒋介石的利益为代价来巩固自己的地位。阎锡山是内陆主要省份山西的头领，以雄才大略而为人所知，但他也曾经是1930 年华北中原大战反蒋联盟中的一分子，直到1937 年都在利用共产党和日本人来对抗南京政府。蒋介石跟共产党的联盟也极为脆弱，表面上双方都做出合作姿态，但实际上彼此都不信任，西安事变的阴影始终未曾消退。
卢沟桥事变留给蒋介石的选择余地极为有限：要么承认华北沦陷，要么反击。可一旦开战，战争就必将从地区冲突扩大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面冲突。
问题在于，蒋介石没有太多的时间。当时中国的条件并非如蒋介石所愿，具备足够的时间去建造专业化的军事力量，平衡各地军阀首领的分立倾向，并加强全国的经济和财政基础。到1937 年，日本为战争所做的准备规模之大让中国的备战相形见绌，不值一提。在1936 年2 月的日本政变阴谋中，财政大臣高桥是清被刺杀，后果之一就是日本政府的军事开支大幅上扬。日本政府和民众都不断被类似“教训一下中国”这样的诉求所驱动，对逐渐统一的中国及其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怀着戒备之心。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刚愎自用的个人领袖担任着对外政策的核心角色，但日本却没有异常突出的最高领袖或元首。相反，日本陷入了一种致命的境地：大部分政治家、军事家和民众都感染了“战争狂热症”。
此时军事开支占了日本年度预算将近一半。此外，虽然处于大萧条的环境之中，但为备战而大量制造军需品，日本重工业因而受到很大刺激，整个国家的经济得以复苏。在日本国内，媒体大肆宣扬日本正被敌对势力包围，以阻挡其崛起。1934 年，东京政府废除了1930年签订的《伦敦海军条约》，该条约旨在限制日本海军的规模。此时除了本国军事预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日本扩张其海军实力了。
1937 年6 月，在连续6 年对华态度摇摆不定之后，一位新人登上了首相之位，他就是近卫文麿公爵，他将决定如何应对卢沟桥事件。近卫文麿出身于贵族家庭，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1919 年参加巴黎和会的经历令其深信，亚洲国家绝不可能从西方列强那里获得公正对待。近卫文麿与天皇关系亲近，说话行事完全是一副贵族做派，甚至平时说话都用皇族语言。这种语言极为做作，只有皇族和个别心腹侍臣才会使用。他还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年轻时曾经翻译过奥斯卡·王尔德（19 世纪英国著名的文豪，以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于世。——译者注）的著作。工作方面，近卫文麿很少在上午11 点之前召开会议，这点与蒋介石非常不同，后者所受的军事训练和他天生的苦行僧气质令他习惯于每天早上5 点起床。但近卫文麿也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他不敢直面反对者。近卫文麿的秘书曾回忆称他是那种“哈姆雷特型”和“孤独型”的人。政治世家出身的贵族元老西园寺公望曾公开说近卫文麿缺乏在处理军队事务时所需要的“强势”。
被指定为首相仅一个月后，近卫文麿首次面对“中国问题”的考验。他发现他的内阁在卢沟桥事件应对态度问题上分成了两派。总参谋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和陆军省军务处长官田中健次主张升级战争，称现在是时候给中国以沉重一击并摧毁蒋介石政权了；作为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则要谨慎得多。这一态度颇具讽刺意味，因为石原莞尔是1931 年侵略东北的背后黑手，但现在他却辩称日本还没有做好与中国开战的准备。他认为，一旦与南京政府开战，苏联有可能伺机对日本下手。当然，我们不应过分夸大日方的分歧，因为即便是日本政府中的温和派也认为，中国最终应该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他们只是在时机的选择上产生了异议。7 月9 日，陆军大臣杉山元请求在华北增加5 个师以供调遣，但当时这一要求被驳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