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到卢沟桥事件。此时，当地的中国军事指挥官已经开始和日本进行停火协议讨论了。上海的报刊还在试图确定谁应该为此次事件负责。7 月10 日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又称《字林报》，曾经是在中国出版的最有影响的一份英文报纸。——译者注）称：“何人最先开火至今尚不清楚，但不少人认为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守卫铁路桥头堡的中国士兵看到一支武装军队沿着路堤在黑暗中行进，就呵斥他们，但对方没有回应。于是中国士兵认为对方是准备攻击的便衣日军，遂开火射击。”如今，北平附近的这座桥已经显得无关紧要了，中日双方的领导人都通过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这件事。在7 月10 日的日记中，蒋介石记录道：“倭寇今又反攻卢沟桥，是其不达目的不止也。唯我已积极进兵北上备战，或可戢其野心。”他接着又写道：“如我不有积极准备，示以决心，则不能和平解决也。”7 月10 日，一名美国外交官会见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问他卢沟桥的冲突是否意味着战争将临。何应钦回答说，这要看日本，如果他们继续“强盗行径”，战争将不可避免。外交官又问何应钦如何回应这样一个观点：为了将战争推迟几年，以加强战备工作，即使做出让步也无妨。何应钦态度鲜明地表示，很难确定中国什么时候真正做好开战准备，但如果遭到攻击，中国肯定会反击。
不仅仅是美国人劝解蒋介石要谨慎行事，后者的许多同僚也同样如此告诫。在整个20 世纪30 年代里，汪精卫费心费力，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想办法避免与日本开战。此时，他建议蒋介石不要将冲突升级。另一个主张忍耐的声音来自周佛海。1937 年，周佛海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才爬到这个位置。周佛海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但很快就脱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即便如此，他还是跟很多杰出的中共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当中共创建人之一陈独秀于1937 年8 月从国民党监狱获释时，周佛海是最早前去探访的人之一。然而，在“黄金十年”期间，他的政治主张更多地和汪精卫联系在一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之内，这两个人的结盟对他们以后的命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7 月7 日战斗打响之后的几天里，周佛海正在赶往庐山与蒋介石会面的路上。到达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以后恐对外问题演成对内问题，中央应付更不易，思之怅然。”即便感受到了庐山的紧张气氛，他仍然奢望事情可以尽快和平解决，他甚至在欢洽的气氛中参加了由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合举办的宴会；虽然在7 月17 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到抵抗的问题，但会议似乎没有表现出开战的意愿，“发言者七人，均无多精彩”。他记录称，他第二天就听闻日本的驻华大使川越茂已经在跟中国外交部交涉，试图缓和局势，将冲突界定为地区性事件。他写道：“以情形测之，或不致扩大欤。”
周佛海也借此机会在庐山问候他的“老朋友”周恩来和林伯渠，他第一次认识他们还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不到20 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的翻云覆雨把周佛海变成了与共产党人不共戴天的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忠实盟友，虽然现在周佛海和“老朋友”联合起来对付共同敌人，但即便是曾经有过的友谊也无法消除他们思想上的根本差异。周佛海希望战争晚一点爆发，哪怕只晚一小段时间也好。
但蒋介石却在他7 月19 日的日记中表示他不会让步：
决心发表告国民书，人人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唯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