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书五经还是读书人仕途的敲门砖时，当它们还是换取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的筹码时，不过是一种谋取利禄的媒介，而不能成为精神家园。儒学的去功能化，不仅不会导致其衰落，反而还成全了它，即如在日本，在韩国，儒学和治国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反倒是香火绵绵不断。那里的人们也就没有在歪歪斜斜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两个字来，糊里糊涂就马虎过去了，进入现代社会，公民的人格也没因此残损破缺。
“仁义”也罢，“中庸”也罢，作为价值取向，很是高尚，值得普世推广。而不能因为某些倡导者的虚伪，就派定相关学说是伪善的、只为专制统治服务等等。不过高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与实用和效益保持距离，非工具化和价值中立。一旦被拖入现实的泥淖，为实用目的服务，作为策略和手段来运用，就会失之偏颇，就会有美美恶恶之癖。只有儒学工具化过程结束，其内涵的价值理性才会得到进一步开掘，其精神层面的力量才能逐步积聚，成为民族和群体的信仰。
再来说说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方案之所以无法推行，我以为，主要是那时的儒学还没有去势，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和现实生活中气势熏天的权贵们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有着统治工具的嫌疑，难怪目光如炬的鲁迅和“五四”新青年一代人不答应，革命党人不答应。甚至，要不要打倒孔家店，要不要反对各种名头的尊孔读经，成了那时新潮学子和封建余孽的分水岭。
俱往矣，近一个世纪的阻隔，尘埃落定，总算使儒学脱离了统治意识形态，回归自身。因此，感觉上作为中华文化的形象大使，哪怕是作为心灵鸡汤的孔子，都比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孔子要可爱。也许这位和蔼慈祥的老人家与十字架上悲天悯人的耶稣是一类人，也许他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同道，也许孔子就是孔子，无人比肩。只要不当大成至圣文宣王，只要不进入必修课，不靠它拿学分，他只是在校园的绿草坪上优雅地站站、目眺远方，再或者上互联网常常露脸，即便左子怡、右于丹，也是一片和谐图景啊！（载《读书》2008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