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历史上最惨痛的教训是不容易被学习汲取的，特别是在参与各方都有着对此不同的诠释的情况下。对中国来说，近代以来长期的分裂、动乱使民众深信“稳定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对美国来说，就其有着较短历史的活跃的经济力量而言，任何阻碍自由而富有活力的市场的事物都会遭到强烈的抵触。
作为不同的历史以及意识形态和资源分配机制下的产物，温家宝和伯南克有着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截然不同的经济管理手段。但即使存在明显差异，中美之间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性还是把两种发展途径带到了同一把伞下，而这也是最有趣的一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相互依赖的吸引力要求双方都要吸收和同化其他国家的观念。
把两种不同的历史以及发展途径糅合在一起是一件困难的事，并且如果此项尝试失败将会给两国经济关系带来最严重的威胁。如果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得以稳定维持并且可持续，强调经济稳定性的温家宝和与之截然不同的伯南克，这两人基于资产和信贷相关的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就需要解决。
温家宝和伯南克在达成其各自目标的路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阻碍。“四个不”的框架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提供了直观明了的评估方法。相反，伯南克在为美国经济提出类似的深刻观点时却犹豫不决。从基于纯粹市场机制的许多方面来说，这类理论依靠“看不见的手”的魔力来进行经济体内部的稀缺资源的调配。
两大经济体之间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双方对稳定的迫切性。对美国而言，像之前提到的，稳定性一般是在事后才会考虑的，而不是公共政策的目标。这就把外部与之相关联的中国经济捆在一起了——中国需要为美国时不时发生的经济危机和动荡制定应对之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因为这种易受伤害性——就像2008~2012年频繁的经济冲击——中国现在需要寻求大规模的结构性再平衡，意在减少其经济对波动巨大的外在需求的过分依赖。
温家宝和伯南克之间的对比多少也反映了两国经济模式的可改变性。之前提到，在温家宝还处于总理过渡期时，他试图转换中国的发展模式。而伯南克像格林斯潘一样，只是尝试为美联储达到其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的双重目标寻求新的诀窍。心理学家警告过，当一方的发展和另一方相偏离时，其相互依赖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当中国的再平衡进展归于美国发展模式的改变时，也许心理学家的话就会成真。
伯南克成长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典型的美国小镇迪伦。这个人口少于7 000人，没有多少商业活动的小镇使得这位美联储主席从小就培养了对普通美国工人家庭所面临的困难的关切。但在就业市场面临压力时，他对美国中产阶级的同情很可能并没有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而温家宝给人们的印象完全不同，在天津市郊长大的这位总理的同情心在中国老百姓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中国经济处于转型的风口浪尖时，他被适时地称为“人民的总理”。而美国却还没有一位“人民的美联储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