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与特权，是一体两面，如果把两者都取消，也将产生新的问题。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些外国专家（包括已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专家”）受冲击，其中被投入监牢的，除我之外，据我所知，还有艾培夫妇和柯鲁克，1973年三八节周总理向外国专家道歉时，除我之外，其他人都已被释放，而我也始终没有受到体罚。可见，与中国人民比较，外国专家在“文革”中所受的苦难要轻得多，如果没有特殊化政策的保护，后果肯定更加严重。
我注意到，这些外国专家作为群体来说，有一个特点引人注目，这就是犹太人的比例极高。我本人，艾培，夏庇若，沙博里，艾德勒，米勒，奥地利大夫弗莱，都是犹太人。歧视犹太人在世界范围内很普遍，有的犹太人为保护自己，不敢公开民族身份。我们电台有位智利专家，负责西班牙文的翻译工作。他来之前，我跟一位智利朋友聊天，说从姓氏来看，将要到来的这位专家是个犹太人，对方说不是不是，我认识他们全家，他们家信基督教，不是犹太人。在中国工作两年之后，这位专家要回国了，他在一家新疆饭店请客，站起来敬酒时说，我现在要发表一个声明，我的智利朋友一定会大出意外：我是犹太人。我以前在哪儿也没说过这个事，现在来到一个对犹太人没有歧视的地方，我就敢于说出这个事实。原来，他们家是为了躲避希特勒的迫害，从奥地利移民到智利的，到智利后，装作信基督教，没有公开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他们家族在智利经营五金店，很成功。世界上很少有国家不歧视犹太人。中国完全没有这种观念，这是很特别的。我在向王玉琳求婚时，就跟她讲我不但是美国人，而且是犹太人，她问犹太人是什么？为什么外国专家中犹太人的比例这么高？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我觉得，一是犹太人四海为家，国家观念比较弱，二是他们历来被压迫，对被压迫者的同情较深。
中苏分裂时，在华外国专家内部也发生分裂。意大利人、英国人、法国人都分裂了，主要问题是跟苏联还是跟中国，听赫鲁晓夫的还是听毛泽东的。智利党分裂了，成立了一个反修党，叫马列主义共产党，亲华，老的共产党则反华。各国出现了亲华的共产党小派别。在中国的外国党党员支持中国的多，在各国内部恐怕还是支持苏联的多。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在“文革”后大多有反省，认识到过于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中国身上，以为中国可以一下子建立高度发达的民主，每个机关可以组织起来，选举自己的领导，出版自己的报纸，每个人都可以谈自己的意见，可以罢免不喜欢的领导，所以对“文革”满腔热情，即使看出有问题也要坚持，以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就能达到理想的彼岸。“文革”时我也知道危险，我跟玉琳讲，我得支持这些青年，我自己可能是浑身泥巴，完了，但是值得。后来在监狱十年，我一直认为“文革”是对的。个别哨兵敢跟我说两句话，我说在报纸上看到小学生黄帅敢于斗老师，觉得这小孩了不起，哨兵说你住嘴，你懂什么。我当时不了解，还觉得奇怪。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我才慢慢醒悟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