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到新地方后，有段时间和看守同住一院。小院有两间屋子，一间给我住，窗上仍然钉着木板，但并不严实，哨兵就拿报纸糊住缝隙，另一间给哨兵住——专门有一队哨兵看管我。那时我已经有所好转，但还有幻觉，有一次我在幻觉中成了苏联的一个元帅——确有这个人，列宁则像个皮影似地出现在墙上，他跟我说：学习、学习、再学习，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鼓励我。
哨兵有时换糊窗户的报纸，我从来没有留意过上面写着什么，一是我的精神状况很糟糕，注意不到些事，另外我的视力很差。本来视力就差，按要求的话当兵是不合格的。关在平山县的时候，有个哨兵很坏，干了很多坏事。有一天他让我裸眼看太阳，结果双眼视网膜受损，视力减退得很厉害，左眼几乎失明，而且老是觉得眼前的东西晃动不停，聚焦困难，所以根本看不清报纸上的小字。大概到了1949年年底或者1950年春天吧，我突然注意到窗户纸上红色的大标题，凑近一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看到这个消息，我很激动，高兴。我没有觉得委屈，没有想自己为这个事业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现在却被关在牢里。即使有这种情绪的话，也不明显。我努力地与各种负面情绪作战，一出现苗头，就给自己做工作，把它化解，不让它泛滥。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业成功了，个人受冤枉算得了什么呢？
也是在这前后，监狱长姚伦到我的房间，跟我握手，哨兵拿来两把椅子，他让我坐下，自己坐在我对面。他说，我们现在对你了解了，你最好把我们以前说的话都忘记。但是你也明白，现在还不能让你出去工作或学习，得等你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才能让你出去。不过，如果你想回美国，你马上可以走，你就永远忘了在中国发生的事。我根本没想过回美国。我说我愿意学习、等待。即使在头脑混乱中，我也老喊“我要学习，我要学习”。他说可以满足我的愿望，给我提供学习条件，我需要什么学习材料就提出来。当时老白和一个一直很和气的王科长在场，姚伦说我有事可以找他们帮忙。他们马上拆掉了封窗户的木板，给我送来了桌子、凳子、纸、笔——我从来没用过的毛笔——还有墨。哨兵也换了。原来的哨兵是从东北来的，很坏，老欺负我，新换的则很和气，帮助我，这对我很有好处。
老白帮助我慢慢恢复健康。他先让我洗袜子，抹地板，干些力所能及的事。人就是这样，发现自己还有点用，精神上就受到鼓励。学习和劳动，让我逐渐好起来。
我在那儿还住了五年。我认真学习，想象自己是个中世纪的僧侣，一年一年地自愿保持缄默，孜孜矻矻地翻译着古希腊的典籍。我想他们能够做到，我也应该可以。监狱图书馆的藏书还不少，他们先给我看了清单，让我挑选。很奇怪，我最先看的是1936年、1937年毛主席在延安作的一系列关于哲学问题的报告，这些内容后来整理成《矛盾论》、《实践论》发表，当时还是党内文件的形式。我还看了向来想看但没时间看的《资本论》三大卷，看了《反杜林论》，看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看了列宁的不少著作，看了一些戏剧、小说，如俄国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唐吉诃德》。我还看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两大卷。我上大学时就对黑格尔哲学很感兴趣，总想完整地读一读这部书，但总没有时间，因为黑格尔的书很难读，非有专门时间读不可。现在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就一句一句地仔细抠。我还发现，读黑格尔的书，读中文比读英文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