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段时间的联合国救济总署视察员之后，我觉得很苦闷。国民党统治区的事情太黑，又找不到去解放区工作的办法，除此之外，我所担任的职位也让我感觉不妙。去湖南出差那次，和我一起的还有两个视察员，一个刚从美国海军退役，原来在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工作，很年轻，另一个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OSS有关系，为人阴沉。这两个人只对一件事感兴趣：买卖金条。由于交通阻隔，当时各地金价差别很大，只要带上一小袋金条，就可以发大财。这两个同事一站一站买卖金条，很兴奋，完全不管我在做什么，所以写的报告都是我一个人独断专行。去中原解放区之前，给我交代任务的首席视察员——刚从陆军情报部门退伍的一位上校——装作漫不经心地说起，如果我在解放区“碰巧”发现中共不为外界所知的情况的话，他会乐意听一听。我提交了宣化店的工作报告之后，我的一位上司邀我去他的寓所谈一谈。他是位非常友善健谈的美国籍联合国高级官员，他表扬了我的工作，说我的两份报告都写得非常好。然后问，看起来你喜欢解放区？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说，为了奖赏我，将让我连升两级，并派我到共产党力量强大的东北工作。我还没来得及高兴，他又说有两件事得请我帮忙，不过不是什么大事，相信不成问题。第一件，他让我修改湖南之行的报告，只需改得比较“技巧”而已。他请我删除其中涉及的美国官员强奸其女秘书的事——这是那位女秘书亲自向我控告的。第二件，关于我的工资。他说，他很好奇为什么我一直没有领取生活津贴。联合国发给我们的工资非常丰厚，月薪六百美元，对于一个在中国生活的单身男人来说，这笔钱已经大大超出了我的需要。我们还享受免费住宿、交通以及日常用品，此外还有每天十六美元的补贴。在遍地饿殍的中国，领这些钱真的让我于心不安，我觉得至少不应该再领津贴，把这些钱节省下来，可以救助更多的中国灾民。我如实说了自己的想法。我的上司说，我们很敬佩你的理想，不过，我要提醒你想一想，你这样做会让别人感到为难。纽约的会计师来中国查账时会想，既然有人可以不要这笔津贴，那别的人应该也不需要，所以我劝你还是把你的津贴领了吧。
我二话没说，转身就走，第二天我就辞职了。
看来只能回美国去了。我订了船票，去跟宋庆龄、廖梦醒告别，宋庆龄却建议我去南京与周恩来道别，说既然你们已经在宣化店认识，就去告个别吧。我去了南京，在梅园新村见到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周恩来说，你不要急着走，等我设法让你去延安，亲自去见毛主席，看看我们老区的建设和学校，这样你回美国就有丰富的材料可讲可写了。我对他说，如果有机会留在延安工作，我很愿意，他说这个到时候再说。他告诉我，有一个叫普莱士（Mildred Price）的美国人正在上海，她要去延安，可以设法带我前往。普莱士女士我本来就认识，她是北卡人，也是美共党员，她在纽约组织了一个“援华委员会”，实际上是援助中共的，她的丈夫也是个左派。
我当然求之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