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第一次谈判就不欢而散。何柱坚上校不会讲中文，他也未带翻译到宣化店，而国共双方各有翻译，所以，在正式谈判前，先为翻译的事情吵起来了。王震的翻译就是骆叔平，陈谦的翻译是一个油腔滑调的小军官。陈谦不接受骆叔平，说他不是翻译，是共产党的特务，王震也不接受那个小官儿，说他是国民党的特务，双方吵吵嚷嚷。何柱坚上校只好说，好了好了，我们不能为翻译的事情吵上一整天，碰巧我们有个中立者在这里，他是联合国的职员，是个美国人，会讲中文，就让他做我们三方的翻译好了。我就这样作为大家接受的翻译坐到了谈判桌边，在三位代表和两位被罢职的翻译的注视下开始战战兢兢地为他们翻译，但我的任务并没有持续多久，便跟另外两个翻译一样“失业”了。何柱坚上校先发言，说和谈小组接到了许多违反停战协定的投诉，他的任务是保证周围地区的安定，所以将对这些投诉展开逐项调查，分清责任，做出处理。陈谦上校接着发言，表示政府对破坏和平的行为保持极度的克制和耐心，而新四军不断进攻。他讲得很具体，列举新四军某个部队在什么时候攻击了什么地方，占领了什么山头。他还没讲完，王震就猛拍桌子，说再也不能忍受国民党代表的无耻“谰言”。我听不懂这个词，尴尬地问王震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就翻译成“胡说”好了。说完这句话，他把桌子一掀就走了。
会后，跟陈谦来的一个姓毛的参谋对我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头脑发热的人，共产党像王震，国民党像陈诚，这样的人都不适合谈判。这个毛参谋给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头脑冷静，处事公平，方法灵活。后来有一次我开车带宣化店医院的女大夫栗秀真，新四军驻汉口的代表庄果以及毛参谋到汉口，回来经过国民党封锁线的时候，哨兵想把栗、庄两人扣下，不让回宣化店。毛参谋下车向指挥官敬礼，客客气气地说服他放这些人回去。
后来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换成任士舜中校，调停工作得以继续。任年纪不大，头脑冷静，善于谈判。
不久刘家河口发生枪战，调停小组就到了现场。关于这次调停的情况，我是听骆叔平回来讲的。多年以后，张体学本人也向我提到过这件事。骆很激动，详细描述了谈判的戏剧性场面。参加谈判的除国、共、美三方代表外，还有冲突双方的代表，新四军方面是鄂东独立二旅政委张体学，国民党方面是一个团长。谈判开始后，一言不合，张体学（在先）和那个团长（回敬）都拿起桌上的茶壶砸对方，但都没有砸到，随后拂袖而去，把三位调停人员晾在那儿。后来我跟张体学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他和对方都愿意谈，但不愿美国人在场，认为中国人的事应该自己解决，所以事先设了这个计。他们砸完茶壶，出去单独谈。
张体学还说，他跟对方讲，你是川军的，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你在这儿卖命，如果输了，就被我们消灭，如果赢了，蒋介石会升你的职，把你调到东北，那里我们的力量强，你只好当俘虏，不如我们谁也别犯谁。后来张体学在完成中原大部队突围的掩护任务之后率部撤离，跟对方约好，他在前面跑，对方在后面追，晚上宿营时相隔一个山头，就这样跑了一个多月，后来张体学被自己的一个参谋出卖，他的队伍被打散，损失惨重。张体学带领残部突出重围，坚持在大别山区打游击战。几个月后，张化装成商人，一路艰辛跋涉，于腊月初十秘密到达南京中共办事处，经董必武周密安排，从上海到北平，转赴延安。
我多次要求留在宣化店帮助谈判工作，跟部队一起突围，但始终未被接受，只好回到上海。我是5月底离开宣化店的，离开前，已经明显感到李师长他们在做撤离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