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件事，我想特别声明我的观点。有些自以为爱国的美国人，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美国的“背叛”。这完全是不了解美国人民真正的优良传统。按照这种传统，不是简单地说，“不管国家做得对不对，我都得跟着拥护”；而是说，“我应该尽力使我的国家做得对”。我认为，我当时竭力支持中国人民来推翻最腐败反动的制度，正是美国人民的优良传统所要求的，而背叛这种传统的，正是企图支撑中国黑暗统治的少数美国人。
周恩来他们走后，派了一个驻地的和谈小组到宣化店来。美方代表是何柱坚上校（Colonel Hodgkins），他的父亲是鼎鼎大名的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个董事。何柱坚上校当过马歇尔的副官，这是个比较正派的人，做事认真，但对中国没有多少经验。他在宣化店住一个院子，他入住后的第一件事，是让给他开车的上士把五十加仑备用汽油搬到他住的房间里。我故意问他：你睡觉时喜欢闻着汽油味啊？他说，哎，你不知道，我们在南京，如果不看牢，什么东西都会被偷走。我说，这样好了，在这个地方，如果你丢了一个东西，我给你赔两个。他将信将疑，但还是把汽油放院子里了。这个地方不可能丢东西，你想扔东西，人家还可能追着送回来。说到这儿我讲几件相关的事。我在昆明的时候，有一天到红十字会招待士兵的娱乐中心玩，上完厕所洗手时把手表摘下来放旁边，转身擦手，转回身来手表已经不翼而飞了，那还是一个美国人经营的场所。在解放区的经验则相反。后来我在张家口碰到一位美军联络处的麦当劳上校，他说他有一次去看戏，把照相机拉下了，回到旅馆才想起，心想：算了，丢就丢了，别想了。正在这时，有人敲门，把他的相机送回来了。偷窃的事情，在解放后“文革”前的北京也很少见。有个美国人来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临走时把一双皮鞋扔了，随后去东北，他在那儿一住下，就有人把他扔掉的皮鞋送来了，说你在北京落了东西了。他想扔还扔不掉，社会风气完全不同。宣化店有个小银行，钱就堆在桌上，也没有任何警卫，但从来没有抢钱的事。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上海市的一位副市长刘振远对我们说，上海现在很现代化了，都有抢银行的了。
解放前，我到共产党掌权的地方，无论是宣化店，还是后来的张家口和延安，都觉得到了天堂，起码是“另一个中国”。不过，我在宣化店也看到了负面的事情，印象特别坏的一件事，是刘子久的婚礼。刘是中原局委员，当地的领导人之一，年纪很大了，看上去五十多岁吧，很干瘪。有一天，小鬼说李师长让我到司令部参加刘子久的婚礼。就在婚礼开始前大家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的时候，新娘把我拉到一边，哭着向我诉说，说她是被强迫的，党组织说为了照顾老首长的生活，让她嫁给他，但她很不愿意，好像是让我帮助她，但我不好插手。新娘是女学生模样，二十岁上下，长得很漂亮。对这件事，我很反感，怎么可以牺牲一个青年，强迫她结婚。
何柱坚上校是个认真的军人，我想他确实想执行停战协议。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陈谦上校，原来是汉口的公安局长。他第一次见我，就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高度的统一，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而共产党与苏联勾结，想分裂中国。我不置可否。共产党方面的谈判代表是王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