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宣化店如鱼得水，救济物资的分配公平合理，中原解放区的领导李先念、王震等人朴实亲切，我跟李师长和王震将军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经常出入他们的司令部，跟他们一起吃饭聊天。与王震将军尤其性情相投。这是个直率威猛的军人，真诚热情，重视友谊。
但我也能感觉到，战争的阴云正在向宣化店的上空聚拢，军事冲突的消息时有所闻。5月初，我听到一个消息，周恩来副主席将与马歇尔将军的代表、北平军调部执行处处长白鲁德将军（General Henry Byroade）以及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代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副参谋长王天鸣将军一起到宣化店视察。
周副主席，这个昆明和上海地下党口中神一般的人物，他会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会给宣化店和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呢？我充满期待。
5月8日，听说他们终于要到达了，宣化店的人们做好了欢迎的准备，神色紧张而兴奋，聚集在村口迎候三方视察小组成员以及随行的庞大记者团。我同样兴奋难耐，然而不巧的是，他们到达的时候，我却在一个茅厕里。
我刚要从厕所出来，一个佩戴准将军衔的美国人走了进来。我们都怔了一下，我问道，你一定是白鲁德将军吧？突然在一个中国共产党占领区的简陋茅厕里迎面碰上一个美国人，可以想象他的惊奇。他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作了自我介绍，并给他看了我的工作证，随后表示，我正感到为难，我带着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到这里，但看起来这里像要打仗，我是应该离开呢，还是运送更多的物资进来？很显然，这些被围困的人很需要粮食和其他物资。他同情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告诉你吧，我刚从满洲（东北）回来。在那儿，共产党占了压倒的优势，国军对他们没有办法。但在这个地方，国军占了优势，我们准备让他们消灭共军。
我非常吃惊。我大概知道中原解放区面临的局面，李先念部大约有六万人，其中包括大量的家属、学生、伤病员等非战斗人员，包围他们的国民党军队却有三十多万人。共产党方面对国民党围歼中原部队的图谋时有揭露，中原冲突也引起军调小组的高度关注，三位重要人物和记者团的到来就是明证。我原来以为，军事调处能够解决问题，现在看来，这恐怕是一种幻想，更可怕的是，中原局的领导人中间恐怕也有人相信军事调处能够收到实效。
我得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李师长，但难以找到合适的机会。对于这一天的具体经过和细节，时隔近七十年，我已经有些模糊了。我记得，当天晚上，在一个漆黑的祠堂里举行了由三方代表和一些干部参加的会议，我也在场，陪我坐在一起的是新四军派给我的翻译骆叔平（音），他曾在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作过。我清晰地记得那些发出昏暗光亮的豆油灯。李先念最先发言，他列举了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解放区的种种事实，然后是王天鸣发言，他说新四军是我们的兄弟部队，政府方面绝对没有围歼共产党中原部队的意图，周恩来马上抓住他的话，说我们欢迎王将军的发言，在座的每个人都可以见证。
散会之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碰到李师长提着灯笼送周恩来回住处，他把我介绍给周，我们交谈了几句。一直到第二天上午三人视察组离开后，我才到师部将白鲁德将军的话告诉了李先念。他当时没说什么，但几个月后我们都到了延安，他对我说，非常感谢你提供的情况，虽然我们对国民党的意图已有防备，但有的同志，如中原局的代理书记郑位三，对美国抱有幻想，认为美国人不会让国民党发动内战，我的“告密”不但让他们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增加了一点底气，而且有利于说服自己的同志，取得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