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45年11月调到上海的，只过了差不多三个月，我又一次面临退伍回国。这一次，如果我想留在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当地找到合法的工作，这样的话，军方将准许我就地退伍。宋庆龄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卫生部的副主任撒克斯（Dr.Mike Sachs)写信介绍我的情况，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工作。这是位相当不错的左派人士，后来曾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他给我安排了救济总署视察员的职位。
我的工作是监督联合国提供的救济物资（主要是粮食）的分发工作，及时发现并向总部报告其中的贪污腐败和不公行为。担任这个职位后的第一次出差，是到湖南分发救济物资。这一趟行程中，中国农村的贫穷，灾民的悲惨绝望，国民党中下级官员与地方势力相互勾结中饱舞弊、欺压灾民的黑暗，触目惊心。从湖南回来不到一个月，我接到了新的任命，这一次，是到共产党李先念部驻扎的湖北省礼山县（今大悟县）宣化店担任救济总署的驻地代表。
我于1946年4月初到达宣化店，5月底离开，没有想到，我在无意中进入了中国全面内战爆发前的漩涡中心，而且做了一点揭发美国政府代表阴谋的事，对中共有一点帮助，这既是我后来被接受的重要原因，也让我一生引以为自豪。
进宣化店之前，我先到汉口接头。国民政府行政院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署长是周苍柏，就是著名歌唱家周小燕的父亲，副署长是杨显东，他在解放后担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后来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在他们的领导下，湖北分署严格执行联合国提出的战后救济“不分政治、不分地域、不分宗教”，“只要有难，就要帮助”的原则，冲破阻力，曾向中原解放区运送了奶粉、罐头、服装等物资，部分缓解了李先念部的困难，但据我所知，由我押运的面粉是进入中原解放区的第一批粮食。
联合国救济总署原来有一位代表驻宣化店，我在汉口见到了这位同事。这是位年轻的法国人，刚结婚，他的太太也在那儿。他充满感情地对我说，新四军真好，对老百姓好，没有贪污，接着叹了口气，说：可是这些人很可怕。我问为什么呢？他说，我怕待的时间长了，他们会说服我参加共产党，而我没有办法拒绝。他告诉我，中原解放区负责救济的部门有个代表住在汉口，叫庄果。我就去找了他。这是个小个子，留小胡子，不爱讲话，很严肃，孤零零地住在一个旅馆里。他给我开了去宣化店的介绍信。
一到宣化店，我感觉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天地，好像来到另一个中国，这里的人的精神面貌，与昆明和上海完全不同，他们相互之间的亲切，他们严肃认真的举动中体现了出来的庄严感，让我起敬，也让我有一种回家般的舒适感觉。当时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大军包围，吃的东西很困难，战士每天喝两顿粥，而且很稀薄，称为“月亮粥”。他们给我一个勤务员，称“小鬼”，小鬼每天钓鱼给我吃。我去定远店视察、分配救济物资的前一天晚上，这个小鬼一宿未睡，做烙饼作为我们路上的干粮，天一亮就跟我出发，毫无怨言。这在解放区是普遍的，不是特例。老百姓在路边看到新四军，都是很羡慕的神色，完全不怕，不像国统区民众见到官和当兵的都很害怕，站到一边，躬着身，令人压抑。这种感觉不是我所独有，同时到过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都有类似体会。后来我到张家口，第一天就碰到一个姓麦当劳的美国上校，他是美军联络处的负责人，他跟我讲这些人多好多好，跟南京完全不同，没有贪污，关心老百姓，尽力帮助他们生产。停了一会，他说：可是我们还是得消灭他们。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如果他们掌权了，会跟苏联结合在一起，反过来打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