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初，我们进入戒备状态，打起背包，戴上钢盔，也发了枪，准备到中国去。一天，我们终于上了军用运输机。有位上士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降落伞包，让我们交一块钱押金给他。他说：不用担心，如果到时伞没有打开，我会把一块钱退给你们。我们坐在飞机上等了几个钟头，突然又打开门让我们下来了。原来日本投降了。
我们原来的任务，是到雷州半岛修建军用机场，那里有个老堡垒，需要在附近修个机场，供美军飞机起降。日本投降，当然不必再修机场了。
我这个二战老兵虽然没有打过一天仗，但终于还是来到了中国，那是1945年9月15日，我们坐飞机飞越驼峰，来到了昆明。战争结束，美国兵开始退伍，许多人急着回家，而我们的服役期还没满，就让我们来中国顶替一部分老兵。过驼峰是非常危险的飞行，二战中有许多美国飞机坠毁在喜马拉雅山的深谷中。我们也遇到了惊险。起飞不久，我就发现左边的螺旋桨停止转动了，这时刚好有个人从驾驶舱走出来要到机尾上厕所，我指了指外面，问他怎么回事。他看了一眼，说声嗯，就继续去他的厕所，过了一会，螺旋桨重新转动起来。在我们飞到驼峰之前，又出了一档事：一股冒着烟的浓稠的液体缓缓地从驾驶舱流出来，那个人刚好从厕所回来，我们指了指地上，他说：噢，没事，电池。不知为什么电池会冒出这么多水来。看来他是见怪不怪了。我们是深夜飞越驼峰的，说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飞到了昆明上空，也许是刚刚经历过危险的飞行吧，那层层梯田覆盖的红土盆地是多么的美丽，那依傍着一个大湖的昆明城是多么的亲切，让人终生难忘。
当时我的同学们最强烈的感觉是：用中文的机会终于来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在中国一呆三十五年，深度介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留在中国。
一、木仙之死
李木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昆明小姑娘，她的生命在我来到中国之前的几个月，就永远定格在了十二岁。她死在一辆由一个醉酒的美国大兵驾驶的大卡车的车轮下。她自然不会知道，她的命运会对另外一个美国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我的头脑中，木仙是面目模糊的，但她又可能是每一个头发枯黄、身材细瘦、看上去最多八九岁的中国小姑娘。每当我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木仙，还有那个挨打的美国黑人青年，总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与那些我认为能够给他们公平正义的人站在一起。
我们仍属于通信兵编制，但在中国，美国兵根本不用爬电杆、拉电线，这些事情统统由中国人做，美国兵实际上常常无所事事。我们就到外面到处找人说话，练口语。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个五六岁的可爱男孩，就与他谈了起来。我问他，中国话的四声怎么区别，譬如说买和卖，发音完全相同，就是音调不同，结果意思相反。小男孩云南口音很重，他不知道什么叫“四声”，偏着小脑袋，反复说“买—卖，买—卖”，然后说，“好像是有点像噢”。他的语言是“天成”，不会注意这些差别，也不会弄错，与我们作为“外语”感觉完全不同。小男孩邀请我去他们家，因此认识了他的父亲李志。李志对我非常热情，他自我介绍是云南省的一个特务队长。一听这话，我马上离开他家，但他一直纠缠我，后来成为甩都甩不掉的大麻烦。与昆明中共地下党接上头后，有一次我带地下党的李国华去听戏，我开着吉普车，李志在背后拼命叫，拼命追，因是上坡，车的动力又小，差点闯祸。几年后我在监牢里读报纸，还在肃反被镇压名单上看到他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