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信兵住的是美军第八招待所，在一个名叫黑土乡的小村子里，另外还有空军和其他部队，一共有十二个招待所。我不清楚昆明有多少美国驻军，他们闯的祸可着实不少。我们到达不久，我和另外一两个中文比较好的同学就被抽调到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这个部门共有五六位同事。
美军闯祸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刚到中国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两个美国兵从军医院的精神病房跑出去，跑到一片农田，看到一个老太太正赶着水牛干活，这两个家伙就想抢水牛过来玩，老太太不让，结果被打死了。这件事民愤极大，当地的中国报纸也报道了。这两个美国兵上了军事法庭，被判了十几年徒刑。他们回到美国后，其家乡马里兰州的一个参议员泰鼎斯（Millard Tydings）提出反对，说，就因为一个中国农妇，把两个好端端的美国兵判了重刑，这不行。结果把这两人给放了，真是极端不合理。
我们的部门不管刑事案件，我们只负责民事赔偿。许多案件都是汽车惹的祸。这些美国兵开着卡车在昆明的小街小巷横冲直撞，而且司机常常是喝醉了酒的。昆明当时的主要运输工具是马车，那里的马身材比较小，跟毛驴差不多，后面拉一个胶轮车，一个避让不及，不是马被撞，就是车被压，案件很多。老百姓通过地方官员到军法处投诉，要求赔偿，我们就要出去调查落实。就这样，我碰上了李瑞山投诉的案件。
李瑞山是个贫穷的人力车夫，木仙是他唯一的女儿，她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撞死在一辆疯狂的美国军车的车轮下，开车人是一个空军上士，喝得烂醉，想吓唬小姑娘取乐。我们受理了这个案件，我开车到现场核实。木仙的家一贫如洗，她妈妈痛不欲生，已经精神崩溃，不久就去世了，她的父亲神情木讷，愁苦写在脸上。我提交了报告，负责赔偿的上校判了二十六美元的赔偿。我气坏了，强烈抗议。上校拿出赔偿条例，说，他的判决有充分依据，似乎这二十六块钱里面还包含他的人道在内。他说，赔偿的依据是被撞人的赚钱能力和丧葬费用，李木仙是个小孩，不会赚钱，她的死不会给家庭收入造成影响，而一个小杉木棺材值不了多少钱。我说，我前不久处理的一个马匹被撞案，赔偿金额也比这高得多。上校说，马匹有市场价格，我们当然得按市价赔偿。这是什么道理？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人根本就不是人！我肺都气炸了！我的中国同事周彤芬（不久前才在美国去世，他的父亲名叫周震云，是昆明一家法国医院的有名大夫）气得拿起一本大书猛地摔到地上，强烈抗议。
抗议也没有用，我拿着二十六美元，再次到了木仙的家。让我更震惊的是木仙父亲的态度。我把钱给他，跟他说很对不起，只有这么点钱，我也无能为力。他接过钱，一声不吭，脸色平静，好像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好像他生来就该吃苦受罪。他的沉默和麻木深深地刺痛了我，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我吃惊和欲哭无泪。
我送钱给他的当天下午，李瑞山跋涉几里路（或许是十几里或几十里，我们的军营在郊区），通过层层岗哨，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把一个自己糊的信封放到我的面前，里面是六美元。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因为我帮助了他，这些钱表示他的感谢。我的心难受得抽搐，胸闷得无法呼吸。无疑，我也在无意中成了他的压迫者中间的一员，而且被他平静地认可和接受了。我知道他的案件是通过甲长、保长层层上报的，便问他是不是也给甲长保长送了钱，他说是的。我把钱还给他，他接过，仍然一脸平静地走了。后来我在监牢里常对自己说：不要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大功劳之一，就是解除了这些老百姓的宿命论，使他们起来为掌握自己命运而奋斗。为了像李瑞山、李木仙这样的人，我受冤屈没关系，只要整个事业是正义的，只要能帮到这些可怜而麻木的人，个人的牺牲不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