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肄业了。在学校时天天告诉我们，我们是急需的，迫切需要我们到中国去，为军队服务。但一年学完之后，就完了。第二天上火车，一下子被拉到美国中部的密苏里州，来接我们的上士在火车边上就宣布，把你们学过的什么中国话、日本话统统忘记，没这个事，现在你们就是当兵的。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学会了爬电线杆子，当通信兵，天天挂电线、修电线，搞野外用的电话总机，跟我们学了一年的中文根本不沾边。而且美国爬电线杆非常不合理。拿一条铁棍靠在小腿内侧，绑紧了，底下露出一寸长的钉子，爬杆的时候就弯起膝盖，把钉子插进木电杆，徒手爬，还不许用安全带。这样非常容易摔跤，钉子插的角度稍有不对，或者小腿没有傍紧电杆，就“哧溜”一下掉下来。每天都摔跤。这个爬电杆的办法，比国民党的还落后，他们脚上套一个带弯的金属，双脚交替往上爬 ，不容易摔跤。我们二十个人都觉得很冤，我学了中文，我是专家，干吗让我爬电线杆！我们的士官入伍前都是电信公司的专家，对士兵挺狠的，谁要是拒绝爬，就把他带到车库里头打。我手脚比较笨，很不容易学这东西，不断地摔。最后要考试，拿着架电线的横梁，爬到电杆顶上，固定好，接上电线，就算考过了。我好不容易才通过。二十个人里头有一个把两条腿都摔折了，送到医院，我去看他，准备慰问他。一看，虽然两条腿都打着厚厚的石膏，他却咧着嘴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完了，我可以退伍了。他很高兴不必再爬电线杆，他最后参加OSS去重庆了，后来一直在CIA的研究部门工作，我直到四十年后才再见到他，那时他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个人神经出了问题，退伍了。最后十八个人通过考试，去中国了。
为什么还能去中国呢？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来自旧金山，家庭有些背景。他到华盛顿找了美国军队的检察总长，告军队浪费我们这些语言人才，我们这才从爬电线杆的苦役中解放出来。1945年4月，我们去了印度加尔各答，准备到中国去。到那儿后，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印度连小村子里都有共产党的办事处，五一节的时候挂着红旗，都是公开的。我们在美国南方参加共产党搞活动，都是秘密的，一看到公开的共产党，难免好奇。英国人不镇压印共，因为它支持战争。甘地、尼赫鲁那派则对战争态度消极，他们在争独立。
对印度的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贫穷。后来到中国，发现中国也非常穷，但还不如印度严重。我看到一个老先生在地里干活，瘦得呀，真正的皮包骨头，胳膊上的皮一拉就可以拉很长，可他还在干活，背沉重的东西。还有一个印象是英国人的蛮横。我曾经和一个英国士兵一起坐火车，一个印度人站在车厢门口对外张望，那个英国兵走过去，一脚就把他踢了下去。没有人说话。
但是，对印度最难忘的感受，是老百姓的友善，勤恳，以及民间文艺的极端丰富。这种文化遗产，普遍地活在人民的心中，无论是歌曲、戏曲，还是舞蹈、说书，许多人都会一些，而且特别愿意听民间艺人的演唱表演。我们驻地附近的农村，有回教村，有印度教村，而各村老百姓之间，看不出什么大隔阂，彼此都很友好。只有当一些民族主义政客挑拨时，才出现摩擦和冲突。
我们在印度呆了五个多月，就是吃饭，玩，没什么事干，天天吵着去中国。在印度实在无聊，暑热和水土不服又让我们接二连三地生病。但上级总是说，再等等，再等等，这一等，就等到了日本投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