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二战以来燃烧弹所造成的损伤，一些工程师和物理学家（伊登访谈了其中不少人）了如指掌。他们发现，美国在这方面的核战策略让人惊讶不已，甚至令人忧心忡忡。但这些专家的意见并未引起军方的重视。到了和平与冷战时期，这个空中兵力在二战期间大放异彩的组织产生了组织盲点：
对于空军来说，根深蒂固的战时假设——应以空中投递常规武器所产生的爆炸效应来摧毁构成了重大目标系统的特定工业和其他设施——延续到战后初期对原子武器的理解：目标是特定装置，相应的方式是轰炸。精确轰炸和轰炸损伤之间的关联具有历史性。由于精确轰炸在二战中的优先性，我们对爆炸损伤的认识比火灾损伤深刻得多，从而，我们对爆炸损伤的预测精确度在二战结束前大有改善。二战之后，为了预测伤亡程度，对轰炸目标和破坏手段的理解成为组织能力、知识和通行手段的基础。（Eden 2004: 93–94）。
类似地，美国的防火专家们借鉴了对原子弹引发火灾的分析，将其纳入在地面生成的火灾的知识和行为。例如，他们没有意识到原子弹引燃的大火会生成强风，这将使火势蔓延到爆炸点之外。结果，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努力，见多识广的消防工程师霍拉肖·邦德（Horatio Bond）始终无法就原子弹引发火灾的独特性说服他的同事（Eden 2004: 199）。他无法让自己的理由和行为对接。
如果这看上去目光短浅，不妨仔细观察一下你所在的组织。我职业生涯的一半时间在大型公立高校度过。细看大型公立高校，你不难发现，许多制度安排暗含了消失的世代对可能的未来、教育能力和个人偏好的假定——以及获知这些安排的实际后果有多难。想一想校际橄榄球（intercollegiate football）、本科专业和学术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s）背后的教育理念吧！
理由、关系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核弹伤亡的例子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美国军事机构坚定地将谁对谁说话、谁是可信的对话者以及理由与行为如何重合联系在一起。甚至到了1992年，美国战略目标规划联席委员会副主任、海军中将迈克尔·科利（Michael Colley）仍不顾科学界的反对，拒绝将火灾后果纳入核弹破坏的标准模型。1993年，在被问及这一决定时，他告诉伊登，在仍作为核攻击首要战略目标的俄国，火灾的后果依然是不可预测的。当伊登问他如何看待1991年底关于最新科学进展的高层简报时，科利答道： “老实说，林恩，简报对我不重要。……我们应该把钱花在其他地方。……在我看来，它只是我们应该节省开销的琐事之一，因为它对我们没有用。它对于我们的效用并没有任何帮助。我们的攻击具有摧毁性和全面性。”（Eden 2004: 271–72）简言之，将军的言下之意是，如果宗旨是通过精确轰炸来摧毁选定目标，关键就在于选择确定能摧毁目标的手段。火灾等其他后果对这一决定并不重要。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轰炸核武器的相关原因考虑的是轰炸对重大敌对目标的影响。2004年底，美国对印度-巴基斯坦核战争可能影响的半官方估测反映的仍然是这一原则：唯有轰炸重要（Batcher 2004）。
我们这些不在美国国防部那么强势的组织工作、从事种种“琐事”的人，也许会同情这位日理万机的将军。需要考虑的事情实在顾不过来！这里只想说一点：我们接收什么命令、什么理由、什么关系以及（相应地）什么样的可靠信息，取决于在历史上建立起来的组织常规（organizational routines），而我们很难掌控这些常规。当惯例起作用时，原因在于它们符合特定的场合，而不在于它们对特定事件做出了充分的解释。在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用惯例来强化被接受的行为。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和他人保持友好的重要关系。
然而，惯例无法确保万事顺畅。人们有时需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准则或专业表述。更常见的情况是，在遇到令人困惑、出人意料、跌宕起伏、疑云密布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时，人们往往求助于故事。下一章将对故事一探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