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相互关系的演变，伴侣们会相应地调整自己的理由和行为。但在演变的任何时点，对于避孕（或非避孕）行为，同居的情侣为自己或他人给出的理由更多地构成了辩护，而不涉及因果解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关系-理由-行为的三角关系。
战争计划中的理由
这种三角关系同样适用于规模更大的场合，其后果甚至比上述爱情、急诊室、兵役和流产诊所的故事更为严重。它影响了美国的战争计划。在一本论证复杂但发人深省的书中，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和军事分析专家林恩·伊登（Lynn Eden）研究了二战以来美国核战计划中对火灾损失的考量。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开始，专业观察家发现，在城镇地区，炸弹引发火灾所造成的死伤和破坏甚至高于初始的爆炸本身。但时至今日，在计算原子弹所造成的损伤时，大多数军事指挥官都将火灾损伤排除在外，而不将它纳入核战计划中。在计算可能的损伤时，他们只考虑最初的爆炸损伤。除了其他诸多后果，这种排除将特定程度的破坏所要求的火力估算至少翻了一番。一个可能的推论是，军方所要求的武器装备比实现给定核战计划所需要的实际装备高了至少一倍——耗资也相应翻番。身为纳税人的你和我支付了这笔费用。
怎么会这样？和卢克一样，伊登给出了她自己的因果专业表述，其中包含了多种多样的理由给定，下文将详细讨论。为了寻找忽略火灾的理由，伊登排除了几条明显的假想：
· 火灾损伤太难预测，无法在军事战略中考量（许多专家长期持这种观点）
· 爆炸损伤波及甚广，相形之下，火灾所造成的损伤几乎不值一提（这些专家同样长期持这种观点）
· 火灾损伤的现有证据难以得出确切的推断
· 现有的计算机不足以解决这一复杂问题
· 引发火灾的战争极不人道或令人憎恶，人们不愿或不敢加以细想
· 低估核破坏为空军带来组织上的利益，因此空军大力游说对武器装备和空中兵力的高投入
相反，伊登认为，军方的组织结构和过程本身制造了对火灾后果的军事盲点。她借鉴了对非军事组织行为和科学实验室的相关研究，对军事上的自我欺骗做出了新的解释。她还借用了被欧文·戈夫曼引入社会科学的框架（frames）思想（Goffman 1974）。她的研究告诉我们，组织结构本身如何建立起一种框架，这种框架在考量某些信息的同时，却对大量在原则上有可能对组织行动造成深远影响的其他信息视而不见。尽管并未明说，她还间接展现了适用于某些关系的理由（即使它们在其他场合看起来很奇怪）如何为军事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的行为提供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