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埃塔的第一反应是，恐怖分子将这场袭击算计得滴水不漏。但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建筑师，他后来却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他觉得这场撞击有其意料之外的后果。
至少，在后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迪安·墨菲（Dean Murphy）、米切尔·芬克（Mitchell Fink）、路易斯·马赛厄斯（Lois Mathias）以及《明镜》周刊的记者们为了他们生动的九一一纪实而采访的幸存者，都几乎不假思索将自己亲历的灾难视为一场恐怖袭击。原因可能是美国法院已经给试图在1993年用一辆载满炸药的货车炸毁世贸中心的穆斯林激进分子定了罪。也可能由于美国政府受科尔号驱逐舰2000年在也门遭炸弹袭击的提醒，在九一一之前很久就已经向美国人警告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险恶用心（State 2001a）。
不管如何，许多幸存者还将九一一视为揭开新一次大战的卑劣袭击，将它看作另一场珍珠港事件。在美国航空公司十一号班机撞上邻近的北楼时，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布朗（Richard Brown）正携夫人卡西（Cathy）和四个孩子中的两个（分别为七岁和十岁）在位于世贸中心的万豪大酒店参加全美商业经济学会的年会。布朗一家得以快速疏散。理查德·布朗后来说：“在两架飞机撞上世贸大楼之后，我们在巴特里公园等待。我告诉孩子们，这很像珍珠港事件。他们有时会通过最新大片来理解这一类事情。我告诉他们，这就好像《珍珠港》和《泰坦尼克号》的混合版。”（Murphy 2002: 110）至少对于接受采访的幸存者来说，他们噩梦般经历的理由并不难找。恐怖分子试图干掉他们，并几乎得手。
经过细想，幸存者和目击者常常会把故事讲得更为复杂。邻近的曼哈顿社区学院（Manhattan Community College）二年级学生金伯利·莫拉莱斯（Kimberly Morales）的想法有了改变。她在学校附近看到了飞机撞楼、爆炸、大火以及北楼最终的倒塌。她还看见绝望的人们从楼上跃下摔死的惨状。在谈到自己回布鲁克林的路上时，她说：“我一路不能自已。我想了很多关于政治的问题。我一腔怒火，不知该如何发泄自己的愤怒。我们政府里的那些本该阻止这类事情发生的人到哪里去了？在我们遭受劫难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正在价值上百万的游艇上花天酒地？”（Murphy 2002: 128）。对理由的寻找很快导致对责任和过错的追究。就算是不知姓名的恐怖分子驾着劫持来的飞机撞上了南北双塔、五角大楼以及宾夕法尼亚的农田，某些人员的渎职给了恐怖分子以可乘之机，让他们顺利劫持了飞机。
公职人员同样在追究理由、责任与过失。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九一一当天召开了广受赞誉的记者招待会，将理由放到大背景之下：“我相信，全体纽约市民会向所有在今天遭到恶毒攻击的人展现出我们的决心和我们的支持，我们会恢复我们的正常生活，我们会告诉所有人，邪恶的、懦弱的恐怖分子不可能阻挡我们这个自由国家的脚步与运行。我们将为此倾尽全力。”（Adler and Adler 2002: 9）理由——试图破坏“自由国家”运行的“邪恶的、懦弱的恐怖分子”——决定了合适的反应：冷静沉着，决不退缩。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对袭击发布了一份类似的回应：“我们又一次看见恐怖主义；我们看见恐怖分子，这些人不相信民主，这些人相信通过摧毁大楼，通过谋杀平民，他们可以实现其政治目的。他们可以摧毁大楼，他们可以杀死平民，我们也会为这种悲剧感到难过；但我们永远不会允许他们绞杀民主精神。他们摧毁不了我们的社会。他们摧毁不了我们对民主的信念。”（State 2001b）根据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这场悲剧的原因是心灵扭曲的恐怖分子以为——错误地以为——他们可以通过摧毁美国的公共建筑物来动摇美国人民的坚强意志。在毁灭性的九一一袭击九天之后，美国总统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在对国会的演讲中进一步阐述了鲍威尔的理由，指认出罪魁祸首，并把他们和全世界的邪恶势力联系起来。“我们的反恐战争，”布什宣布，“将首先针对基地组织，但并不止于此。在发现、制止并捣毁每一个全球性恐怖组织之前，我们绝不罢手。”（State 2002: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