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黠的男人用其他女人的青春和贤惠，来比较张爱玲的坚强独立的个性，输赢只消一瞥，便见分晓。男人终究是伪诈的，对待情爱，又何尝不会如此！他们会在不同的女人身上寻找不同的优点，然后一览无余地据为己有。一个写尽男人人生百态的女作家，一旦自己陷入同样的境地，除了用冷静的姿态面对一切而外，还能如何？
男人是被她咀嚼了千万遍而烂熟于心的，正因为懂得这些男人的虚伪自私和对情感的捉弄、摆布，她才以近乎旁观者般的冷静、忍耐，萧索地走完了这一段情路。
卸下了沉重的帷幔，了却了前世情缘的羁绊，这条崎岖旖旎的小路，还是要茫然而怀揣着惴惴不安的心，徘徊着走下去。彼时的香港，只是张爱玲心中一架轻巧的跳板。她心中向往着大洋的浩瀚，向往着美国这个自由国度的神的光辉，可以温润她久旱的心境。
就在这时，她想到了曾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胡先生的先父，是由自己的祖父张佩纶保举而步入仕途的，想来也算世交。虽然在张佩纶的一生中，举荐胡适父亲胡传的事情，只能算是一个微小的插曲，但对胡传来说，不吝是一个决定命运的大事。到了爱玲父亲这一辈，张、胡两家的交往已经比从前更加亲密、频繁。胡适还曾同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一起打过麻将。
张爱玲满怀着对那个大洋彼岸的神奇国度的向往，随信寄去了自己的新作《秧歌》。胡适的回信礼貌而语重心长，让人体味到一个长者的周到、细致和对晚辈的关怀、甚或慈爱的叮咛。走出情感的惨淡天空，张爱玲的人生旅途上，就这样出现了一个循循善诱的长者。
1955年的一天，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张爱玲同胡适历史性的见面，却是在一个极其简陋的小公寓里。只有那沏上来的一杯绿茶，才给了她恍若隔世的梦境般的感觉，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其实，此时此刻，正是胡适一生中最落拓和惨淡的时期。他和太太都已六十多岁，不会开车，亦没有收入，只靠着微薄的积蓄勉强度日，早已没有了昔日驻美大使的风光，可谓“门前冷落车马稀”，仿若昨日黄花，失去了再度盛放的根本。
第二次见面，胡适将张爱玲引进他的书房。高大的书架上，满满堆放的不是精美的书籍，而是杂乱而浩繁地包裹着底稿的文件夹，带着凌厉的压迫之势，袭面而来，令张爱玲一看便觉心悸。书架子仿佛胡适先生当时的生活一般，虽满溢却空洞，抖落一世风尘，只剩下秋叶飘零的落寞和无奈。
爱玲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一个叫“救世军”的女子宿舍暂落了脚。虽然几乎与一些难民中的酒鬼或中年怨妇同一屋檐下聚居，她总算有了个落脚之地。自此，胡适曾来看过她一次，而她连那间简陋的书房都没有，只有一个破旧而空空荡荡的大礼堂，算是他们的会客厅。
同这两个被镌刻在历史的石墙上的身影相伴的，所幸还有一架大钢琴。只是那叮咚的琴声，此刻却无法在耳边悠扬婉转地奏响。胡适面对此境，却连连称“好”，其意似乎不是张爱玲的处境本身如何之好，而是说她毫无虚荣，真的是“蛮好的”。无论虚荣与否，这样的境地里，张爱玲又能如何扭转一切的景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