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纺织业代表人物朱匡宇曾经回忆上海纺织业在20 世纪90 年代改制的历史，从其间的艰辛与波折可以想见纺织业的积弊之深。变革已经是大势所趋，张黎教授所在的这家纺织厂原先做棉纺，后来又计划做毛纺。所谓棉纺就是以棉花为原料的，毛纺的主料则是羊毛，羊毛运到厂里时都很脏，要洗净、打扯、碳化除草、梳理、制毛条，一直到最后加捻成棉线一样的羊毛线，再成纱、织成布，每一道工序都会分别在各个车间完成。
既然做毛纺，当时就必须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这对于一家基层棉纺厂来说绝对是大事。引进设备，当然是生产线从头到尾全部配套才能保证工序与工序之间顺利衔接和匹配，最后成品的毛料符合起码的质量标准。但是，工厂领导为了能多去几个国家，干脆意大利、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多个国家全部跑了一圈，从每个国家分别采购了某道工序的相关设备，工厂还从瑞典进口了一台检测仪用来检验纱线均匀度，因为只有纱线均匀，织出的布才能均匀平整。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设备到了工厂，就必须在一条生产线上合作，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因为各国设备和相关工艺并不匹配，最后出品的纱线不用上瑞典的检测仪，用肉眼就能看出来不均，布匹质量可想而知，几百万美元采购的设备，出品连合格都达不到。织出来的布卖不出去怎么办？厂里就给每个工人分配几匹布，让工人自己到街上摆摊，卖掉卖不掉都算厂里发的年终奖励。轰轰烈烈的采购如此收场，但因为这是国企，也不需要有人为此埋单。
张黎教授说：“要说做营销买东西，20 多年前在街上卖布是我最早的商业体验。在这家工厂的经历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个鲜活的案例，但是，也正是在这期间，来自英国的设备生产方派了两名技术人员来中国帮助安装设备。这两位工人工作时的心无旁骛、专业认真、对结果负责的态度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资本主义商业社会的一个侧面，也意识到继续在这家工厂和这种环境中待着，这种路子走下去自然是不会有生路的。作为一个个体，只有努力改变。”
8 年之后，张黎教授从美国回到家乡，棉纺厂已经破产。上千人的一座工厂、数千万的资产设备，就这样消失了。他说：“为什么这段日子对我的意义最大？其实回想起来到现在我也没觉得有多苦，大学毕业，每个年轻人都是装了一肚子改变世界、成就事业的想法，心高气傲到了工厂。很快，你就会发现社会和时代是一个巨大的机器，任何人都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一己之力无法推动哪怕是一个齿轮，当然也无法阻挡齿轮的转动。在某个具体的时点，一切都是混沌的，但放在时代大背景下，一条迂回渐进的路线就很清晰。最优路线并不难找,关键是什么样的路线才真正可行？中国数千年来的小农经济导致人们的思维更倾向于个体，因为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生产单位，从决定种什么到最后卖出去换成钱回来，完全是农民自己说了算。中国历史没有大工业化形成的那个阶段，因此也就没有建立起对工业文明所代表的纪律、契约、责任的尊重与遵守。即使到现在一半人口已经进了城，我们也依旧是一个农业化国家，城镇化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重点，也被很多企业家视作巨大的机遇。但是这样庞大的农业人口一旦面临严格流程化的工业化大生产，他们能否适应、是否可以快速转变自己的角色、接受严格纪律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