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刘二海用比萨饼和千层饼比喻中美两国的差异：美国就像比萨饼，饼托、馅料、奶酪、洋葱碎，层层泾渭分明，中国则不然，饼芯、酱料、外皮全都混在一起，各个层次之间彼此融合跨界。“原来你可能只打算买芝麻酱，后来发现面粉达不到你的要求，只能再去种麦子、磨粉，到最后，为了帮助卖油的提高产量，你可能还给榨油公司投了资、成了它的股东。”张黎教授认为这就是中国商业社会的现实，基础设施尚不成熟，企业在专注主业的同时必须具备系统思维的能力。他说：“公司成立之后，过三五年再来看当初的业务规划，实际情况和当初的规划往往有很大不同——中国的变化太快了，昨天还如日中天的行业龙头，明天可能就无影无踪了，而中国如此复杂、多层次的市场又很好地锤炼了企业本身的应变能力。”
这种变化有时并非只来自市场，公司本身的治理结构也会改变公司的商业行为。一条广告究竟是从消费者角度出发，还是从宣传公司本身诉求出发，就已然脱离了营销学范畴。对一家央企来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对其考核指标不仅是利润，还有其作为一家央企发挥了怎样的社会价值。但消费者关心的不是这家企业的使命和愿景，也不是这家企业本身有多强大，消费者需要的只是高性价比、高品质的商品。张黎教授说：“广告当然是讲产品好在哪里、为什么好才有效果，但央企或者说和政策关联度比较高的企业做广告，就会把重点放在企业甚至企业领导人身上，因为需要上级领导看到。在标准的商业教科书里，这种广告绝对会被拿来做反面典型，批评企业没有以客户为导向、没有说出产品本身的卖点。但了解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和企业的核心诉求以后，你就会理解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孙子兵法》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生态、改革进程，怎么可能把企业经营好？”
1989 年，张黎教授从天津工业大学纺织工程专业毕业，回到故乡安徽，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开始了离开校园、走上社会的第一课。这段在国企工作三年的经历被张黎教授视作人生最宝贵的一段经历。天天在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工作，这些受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工友却有其最接近人本性的智慧，而基层国有企业则集中体现了这种体制下运营管理的种种弊端。张黎教授说，每每听到周其仁教授讲到国企、讲到改革，自己就会回忆起20 多年前的那家纺织厂。直到现在，只要进到一家企业的厂房、办公室，基本就能判断出来是不是到了一家国企。张黎教授说：“我始终强调做企业的人要真正沉下去。到了工厂里，只要下到车间，你就会看到各种背景的人，形形色色，每个人为了在这样一个小环境里创造更适宜的生存环境，会使出各种招数，甚至为了多算一天的工资，敢把手指伸到机器里自残作为要挟。这些东西是在象牙塔里想都想不到的。”
20 世纪80 年代末的基层国企，一个分配来的大学生一个月工资不到100 元，如果是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还要从牙缝里挤出来一部分贴补远在故乡的家人。但苦中作乐的日子也得过：没有浴室，大冬天和工友们一起洗冷水澡；几个人焖锅米饭，凑钱买二两肉一把青菜下锅炒熟，还要再买些7 毛钱一斤的散装白酒——70 后之前的人对这种散装的油盐酱醋和白酒都有印象，曾经有段时间用工业酒精勾兑白酒致人死亡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但那个时候，喝着这种能喝死人的酒，喝了也就喝了；住在棚户区的工人太多，纺织厂旁边甚至有了一个叫“800户”的地名。下到皖北农村调查，朴实的乡亲会把家里最好的吃食留给客人，杀只鸡、炒几个鸡蛋，家里的小孩就会全部围到饭桌边，眼巴巴地看着桌上的菜。这就是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的中国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