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的时间间隔
社会发展指数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度量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所以指数必须有历经时间长河的维度。我从最后一个冰期接近结束时，即公元前14000年开始打分，一直持续到公元2000年，这样不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结束点，也使我们能再有一些时间看看此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遵照精简原则，在计算社会发展分数时，时间间隔应当小到足以显示变化的大致模式，但不能更小了。在史前时期，年代测定技术通常要允许较大幅度的误差，但社会变化的速率通常也非常缓慢。即使我们有足够好的证据来区别公元前 12000年和公元前11900年，其差异也许仍然太小，无法度量。
因此我使用一种浮动的间隔。从公元前14000~前4000年，我以每10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从公元前4000~前2500年，证据的质量改善了，变化加速了，因此我以每500年为单位来度量社会发展。对于公元前2500~前1500年，我将间隔减为每250年为单位，最终从公元前1400~公元2000年，我以每100年为单位来度量。到了20世纪，资料的质量已使我们可以逐年探查变化。甚至如果我们愿意的话，至少自20世纪下半叶起，可以逐月查看变化，不过精确到这个程度对于回答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并无多少助益，却要增加巨大工作量，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项原则。
这个办法的缺点之一在于史前时代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被消除掉。的确，从长远来看，冰期结束后的头几千年，社会的发展变化比过去数百年缓慢得多，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史前考古遗迹的年代也可以得到非常精确的确定（例如，法国阿尔卑斯山脚的湖畔村庄，通过树木年代学测出的时间，误差只在几年之间），很明显，这些漫长的波浪遮掩了很多较短的周期。目前，似乎还没有办法解决。
关注核心地带
历史学家彭慕兰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中指出，一些历史学家热衷于提升欧洲的优越地位，于是经常犯一个低级的错误，即与将现代欧洲早期最发达的部分，如英国和荷兰，与整个中国对比，然后得出结论说欧洲在18世纪，甚至在17世纪，就要发达得多。将不相称的地区相比较，得出的是无意义的结果（这就是第一章中所提到的，纳罗尔提议用他本人创造的更抽象的“文化单位”，来取代考古学家们和人类学家们用于做比较的正式单位的原因）。因此以适当的、可比较的时空单位来考察社会发展，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有一个解决方案，是把上述定义的整个东方地区和西方地区作为我们的分析单位，尽管这意味着西方的分数，比如说公元1900年的分数，将把工业化的英国和俄国的农奴、墨西哥的日工，以及澳大利亚的农场工人归在一起计算。继而我们不得不为整个西方地区计算一个平均的发展分数，然后再对东方重做一遍同样的工作，再对历史上每一个更早期的点重复同样的进程。这样做就太复杂了，因而是不切实际的，违背了对有用特性的讨论中的第6条原则；而且这样做也许根本是无意义的。当要解释为什么西方主宰世界时，最重要的信息通常会来自比较每个地区最发达的部分，也就是聚集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相互作用最强烈的核心地带。社会发展指数需要衡量和比较这些核心地带内发生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