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一声不吭，自始至终保持着沉默。这种沉默，在红卫兵的眼里，象征着坚持顽抗和冥顽不化的反动立场。幼儿师范红卫兵已经把她毒打过好几次了，她还是不开口。其实，即使开口，她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一看，除了搜查，也没别的事情可干了。我把人手分配一下，在这个院子里展开地毯式搜索。这家的院子好大，几十个房间，包围着一个大花园。那个年代的北京城，除了王府和高级干部家庭，带花园的房子凤毛麟角。终于，我在院子角落一个落满灰尘的屋子里，找到一口大木箱子。打开箱子一看，里面一卷一卷全是图画。我打开几卷查看，都是花鸟山水。一边检查一边往院子里扔。忽然，我眼前一亮，终于找到宝贝了，箱子底部并排放着两把带刀鞘的日本指挥刀。
我们大喜若狂，收获巨大。作为初中学生的我们不懂艺术，不懂绘画，也不了解这种日本指挥刀，有可能是这家主人在抗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我们仅仅想到，这两把日本指挥刀，就是反动分子反攻倒算的武器，是反革命的罪证。所以，这两把指挥刀，后来出现在北京市红卫兵战果展览上。
（五）
这个重大发现，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我带来的红卫兵，主要是幼儿师范的女红卫兵们，纷纷涌上前去，把女人围在脚下，皮带像雨点似的抽打在她瘦弱的身上。我沉浸在巨大收获的喜悦中，没有参加这次毒打，也没有去阻止。我怎么可能去阻止呢？重大的战果恰恰证明敌人的猖狂。红卫兵战友的行为，在那个时候是绝对正当的。我没有动手去打人，主要因为那是一个女人，而且，从小我就不是爱打架的孩子。
这个家抄完了，附近的街道妇女不断赶来报告。又发现了诸多资本家、地主、旧官僚住在附近的几条胡同里，需要我们挨户去抄，支持群众挨个去批斗。但下一家，我不但毫无成就感，而且备感疑惑。
这是一个民国时期旧县长的家庭。旧县长看样子年纪并不大，四五十岁左右。现在回想，抗战时期他顶多十几二十岁，比我们“文革”时候大不了多少啊。但那时我们只知道，“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
他家的房子不大，一家人挤在三间平房里。翻箱倒柜，我只搜出一枚老式的金戒指。当时不懂得贪污，更不会贪污。戒指放进兜里，自己还嫌太脏，到了学校赶紧掏出来，放在红卫兵总部的办公桌上，就像把一个脏东西丢掉了。但也有贪污的红卫兵。我认识一个人，在抄家运动结束后偷偷告诉我，他贪了一个小金片，后来请家里一个亲戚帮忙，把金片卖了，得了 38元钱。那个时候，38元已经是一笔巨款了。
抄完家，到院子里审问旧县长。此人灰不溜湫，不显山不露水，从他嘴里也找不出什么具体罪证，打他肯定是不值得。有人在院子中间点起一堆火，把搜出来没用的东西，尤其是书籍一类扔到火里焚烧。当一本书扔进火堆时，旧县长忽然蹦起来，伸手把书抢了出来，扑灭书上的火苗，手熏得漆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