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人家也没什么错啊。他们的老子虽然不是革命干部，算不上英雄，但人家是工人、农民，也是革命事业依赖的重要力量啊。所以，人家不服。为什么你们干部子女可以组织红卫兵，还当仁不让地充当红卫兵的主人？工农子女为什么就不能组织红卫兵？情绪所致，他们对那个对联极其反感。
辩论正在各个教室分开进行着。该校邀请我们前来支援的个别干部子女，带着我们与那些反对对联的工农子弟学生激烈辩论。其实，那时辩论的论点本身就含混不清，谁也难以把话说明白。不知道什么时候，辩论忽然变成了一边倒。因为我们学校大批红卫兵前来支援了，该校原来处于劣势的干部子女忽然士气大盛。很快，支持对联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带领我们前来的该校干部子弟，和我们一起，把反对对联的同学挤到墙角。一开始还是口头辩论，只是声音越来越大，情绪越来越激昂。后来，不知道是谁突然大喊了一声：“打死这个资产阶级狗崽子！”许多拳头举起来，向墙角的同学猛捶。拳头上面，还出现了皮带挥舞的影子。混乱之中，耳中再也听不到辩论的声音了，而是反对对联同学的惨叫声。不知道是谁，把一根皮带塞在我的掌心。我心里想着能打人吗？但想到这是革命立场问题，是对领袖忠诚的问题。再说，皮带在手，情绪激昂，不由自主两皮带也抽了下去。这是我第一次打人。也是第一次尝到武器批判的威力。
那天，我抡起了皮带，带着无产阶级的怒火与威严。但我的皮带并没有落在反动分子的脊背上，并没有打在“地富反坏右”的身上，而是落在一个素不相识，刚才还跟我握手，双方决定通过辩论以理服人的同学的头上。他的罪过，仅仅是不同意一副对联，仅仅是不能接受高级干部的子女独掌“文革”红卫兵大权。
只有打下江山的革命军人、革命干部才能算是英雄。那些工人、农民，即使帮过革命的忙，即使对革命事业充满同情并给予最大支持，拍拍脑袋夸赞他们几句可以，但让工农以及他们的子女接班掌握政权，那是绝对不能够的。他们只是革命的群众，永远也别想当革命的领袖、英雄和主人。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支援北京芭蕾舞学校红卫兵的行动。北京市芭蕾舞学校，是一所纯粹艺术类的院校。学校中艺术气息浓厚，革命气氛自然低落。该校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势单力薄，向我们学校请求支援。时间尚早，红卫兵总部还没来几个人呢，我们七八个红卫兵就急不可耐地出发了。
北京市芭蕾舞学校坐落在陶然亭公园北侧，在一座安静优雅的小楼内。我们到达后一看，果然形势严峻，气氛紧张。芭蕾舞学校的大楼内部，有一个大厅。该校学生们都聚集在大厅对面一个转弯楼梯上。漂亮娇嫩的女同学坐在一层一层楼梯的石头台阶上，沉默不语。而男同学则站在楼梯前，手挽手站成几排，显然在保护身后的女同学。男同学们身材笔挺，脚步不丁不八，标准的芭蕾舞男主角的姿势。就这样，这些反对对联的芭蕾舞校同学与该校为数不多的红卫兵支持者对垒。我们的加入，使得芭蕾舞学校红卫兵成员增添了巨大勇气。虽然如此，我们都没有发动进攻的力量和想法。现场一片沉寂。芭蕾舞校的学生显然在防范我们的进攻，但我们只是来辩论对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