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波普的方法论则认为，我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提供关于某些事件将导致何种结果的假说。如果你更多地遵循波普的方法，那么出现争执时，我们就可以进行验证：努力寻找经验证据，验证我们的预测是否准确。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意见分歧，我们可以找到一条解决难题与分歧的途径。我告诉你，我能够找到什么样的事实证明你的预测不对。于是，我们分头去观察事实，科学由此不断进步。
因此我想说，哈耶克最初是米塞斯的忠实信徒，但后来有所转变。在英国、美国更宽容的气氛中，他接触到了更多学者，这些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不管是从历史上还是从个人经历上看，哈耶克的方法论都是米塞斯和波普的观点的大杂烩。弗里德曼说的“预测”（prediction）概念与哈耶克所说的“预见”（foresight）——哈耶克在《经济学与知识》中曾提出“所有知识都具有预见的能力”——并没有多大差别，尽管哈耶克本人并没有这样说过。
哈耶克对统计信息的价值也有不同看法。他在1977 年接受采访时表示，他的“论点是，我们对经济活动的细节知之甚多，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知识井然有序。我们不再需要更多信息，我们最大的难题是整理、消化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而早些时候，他也曾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过：“统计学的运用，算不上是我们的理论洞察力的深化。”他赞许地引用A·洛的话说，“我们对经济周期问题理论上的相互关系的认识，从来没有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描述性工作或对相关度的计算而更加丰富”，A·洛还说过：“‘指望经验性研究的增加能立刻推进理论研究，这种想法错误地理解了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起码从另一个重要角度看，哈耶克错误地理解了弗里德曼的方法论观点。弗里德曼不是那种要求对命题进行严格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使用“实证”一词，主要是为了将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一书中写道：“实证经济学从原则上独立于任何具体的伦理立场或规范性判断。约翰·内维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父亲，也是一位重要的经济学家）说过，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而不是‘应当是什么’。”弗里德曼之所以这样界定实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因为关于最优经济政策的分歧源于不同经济学家对特定行为的后果的看法不同。弗里德曼使用的“实证”一词，与逻辑实证主义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即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在这方面的分歧，就跟他后来与密尔的分歧那样，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理解有误？* * *
哈耶克在著作中似乎从来没有提及艾恩·兰德，而她跟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和哈耶克本人一样，都是对20 世纪具有自由至上主义倾向的读者而言最具吸引力的人物。哈耶克的秘书夏洛特·丘比特曾听哈耶克在20 世纪80 年代初的一次谈话中评价说，兰德是三位最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之一（其他两位是琼·罗宾逊和维拉·卢茨）。
兰德出版于1957 年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极受欢迎，给她带来了巨大声望。她多次提到哈耶克的观点。1946 年，她写信给经济学教育基金会创始人伦纳德·里德说：“我完全理解你对那些保守主义者的愤怒，他们竟然声称，他们原则上反对强制，但如果是为了他们青睐的那些事业，则另当别论。他们一向就是这种心态……由保守主义者掌握的那些所谓受人尊敬的报刊上，充斥着受共产主义影响的人物，他们始终是宣传我们观点的绊脚石。只有哈耶克这样的妥协者还算可以，其他人干的事情则更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而不是我们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