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能及时遏制“基尼系数”
有社会分工，必然就有贫富差距。我们这里所说的贫富差距，经济学家称为“基尼系数”。在这个“基尼系数”里，富人和穷人被安排在分子和分母的位置。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所“求”所“欲”的，正是这个“基尼系数”里的尊贵的分子位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带来很大的刺激。
古代贫富差距的根本问题在于土地的占用量。统治阶级为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疯狂地掠夺土地，土地兼并是朝代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富者有连叶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是当时土地高度集中的真实写照。因此，历代调整治理土地兼并的法令也不少，目的是限制土地兼并，确保小自耕农利益，限制大地主利益，以维系政权稳定和国家财政收入。较为著名的有：北魏的均田令，隋唐的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草拟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制度，意图彻底切断土地兼并的源头。
有贫富差距，就有贫富矛盾，谁也不甘心永远混迹于分母。贫富矛盾有两个解决途径：一是积极的，勤劳致富，智慧致富；一是消极的，嫉富、仇富，“均贫富”。
在每个封建王朝的末年，那些帝王们如果能够及时解决国家大量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大多数民众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却拿不到相对应的报酬，甚至有些人群长期只能糊口在低保线下的问题，那么很多起义是可以避免的，社会也许会实现持续稳定。
如果当时当官的能够做到洁身自好，真正像现在考国家公职人员时答题的答案那样爱民如子，克尽职守；如果最高统治者在民生问题上积极作为，而不是为了骗取民心不时地作秀的话，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野心家，都是不可能煽动那么多农民出来起义的，或者说是暴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