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时候客观上具备了统一的条件，而起义军压根儿就没去认真考虑。元末的张士诚有足够的力量扩张势力，进行统一战争。但他只想割据一方，保住一块地盘，而不作长远的统一打算。他对元朝忽降忽叛，反复无常，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干。所以朱元璋说他“士诚地方富庶”，但“器小”而没有长远打算。当朱元璋兼并陈友谅时，张士诚并不给予支援。等到朱元璋集中力量攻他时，张士诚力量孤单，很快就被朱元璋所消灭。朱元璋后来在总结经验时，认为自己占据的地方不如张士诚富庶，军事力量不如陈友谅雄厚，所以能兼并了他们，靠的完全是政治上的远谋和斗争中的策略，这不是没有根据的。
根据地建设对农民起义军来说十分重要，而揭竿而起的农民兄弟们似乎对农村这块土地并不在乎了，热衷于大城市，喜欢流动作战，打到哪儿就算哪儿，打到哪儿吃到哪儿，不思往后日子怎么过。
捻军虽然经常活动于淮北的雉河集、蒙城、亳州、宿州、颍州，河南的永城、夏邑、虞城、鹿邑，山东的单县、鱼台、金乡、曹县，江苏的砀山、丰县、萧县等地，但始终没有使这些地区连成一片，建成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根据地。当时建立根据地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但由于捻军的不少重要成员参加过贩运私盐和一开始就热衷于外出“打粮”等活动，因而容易产生流寇主义思想，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致白白地丧失了几个有利时机。第一次是，从起义到1857年前，没有趁清军力量薄弱之机，在起义地区建立农民政权，着力于摧毁清军的少数据点，消灭地主团练武装。第二次是，当胜保、袁甲三等率清军南下淮河流域进攻张乐行、龚得树等部捻军时，淮北的捻军在向河南、山东、江苏出击的过程中，打了几个漂亮的歼灭战，使当地的清军力量更加薄弱，民众的起义不断发生，但没有与当地的起义武装和民众群众相结合，建立起新的根据地。
尤为失策的是，捻军首领们对淮北家乡团练武装的日益嚣张和捻军所占地区不断缩小的严重情况，竟熟视无睹，结果在僧军和团练的联合进攻下，遭受重大损失，被迫离乡他走。在后期，捻军展开运动战，虽然歼灭了被清廷“倚为长城”的僧格林沁军，以后又屡败湘、淮军，但由于没有根据地作依托，部队长期不停顿地流动作战，得不到必要的休整补充，虽然拖累拖垮了不少敌人，而自己也陷入了困难的境地，终于在优势敌人的围堵下，遭到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