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于“龙椅”的争夺战，并非起源于它是一件工艺品。与其象征物比起来，物质意义上的“龙椅”显得一钱不值，一种巨大的比值存在于“龙椅”与“权力”之间，正如它存在于地图与江山之间。争权者往往来不及认真计算这种比值，就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农民起义者很多死无葬身之地，说明了这豪华的“龙椅”暗藏着无比恶毒的诅咒。
农民领袖在举事之初，往往没有远大的奋斗目标，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报复仇杀和掠夺财富等低层次的斗争水准上，而没有长远的打算，也不注重政权建设。他们每攻克一个地方，主要的任务是杀富劫财，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权为自己的军队服务，不在征服地征收税赋以供军需，而是靠掠夺来解决后勤供应。粱山泊的好汉们拿下了这庄那府后没收了无数钱粮，不见他们拿出来赈济百姓，只见众大小头领大碗喝酒，大称分金。
随着军事上的这些小胜，政治目的则不断地发生改变，便急于自称某“王”，自称所谓的国号、年号，甚至发行伪钞。李自成攻入长安后，不仅改国号，而且铸造“永昌通宝”。
刘邦本是贪酒好色之徒。他率领农民军最先攻入咸阳，一进秦宫，立刻被宫女、财宝所吸引，现出原形，“意欲留居之”。樊哙问刘邦：“沛公欲有天下耶？将欲为富家翁耶？”刘邦回答：“吾欲有天下。”樊哙说：“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霸上，无留宫中。”刘邦不听。这个时候，他虽然嘴上说“吾欲有天下”，实际上已被奢华生活所迷惑，胸中根本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在这个节骨眼上，张良劝说刘邦：“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纣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刘邦幡然悔悟，还军霸上，开始树立扫荡群雄、统一天下的政治目标。
就这样，历史那些实力雄厚的起义军头领总想要称王、称帝，小打小闹的也想过过“王瘾”，不管条件是否成熟。公元前14年，西汉的樊并自称“将军”；西晋太安元年，（公元302年），益州李特克成都，建元“建初”，建“成国”，自称“大将军”；南朝齐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吴地唐禹之克钱塘（今杭州市）；明代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沔县（今陕西勉县）王金刚奴举事，被拥“汉明皇帝”，建元“龙凤”。
从以上这些五花八门的王号、建元来看，历史上任何一朝的叛乱者们大多是在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情况之下，对王位陷入了绝望的暗恋，都妄想建立一个所谓的“政权”。急功近利的观念造成了那些起义队伍行动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与行动目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进行正确的定位，常常不权衡胜败结果，意气用事，甚至内讧不断，分化瓦解。这种很大的“王瘾”暴露了很多农民起义存在政治上的盲目性，组织上的松散性，思想上的局限性。
陈胜急于称王，在那个等级森严的时代，出身寒微的他必然会引起六国旧贵族的妒嫉和不满。贾谊的《过秦论》之中曾说他是“翁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结果呢，过早暴露野心、私心，只能导致人心分离，起义军内部开始分裂。
刘玄入都长安后，拥立更始帝的绿林诸将都争相要求封王，过过王瘾。刘玄为了满足大家的欲望，一口气封了20个王，更始王朝的吏治乱成麻，将军王爷各自委任官员，根本没有什么选拔标准，只要自己看着顺眼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