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代经历了百般痛苦的百姓对幸福的切肤之感，一个经历了战乱的国家对和平的特殊理解！难怪有些文人骚客这样感叹：作为只拥有一次生命的个体，无缘与这一大悲大患、风云跌宕的时代同行，哪怕只是一个看客，是否也是一桩憾事？
中国古代最后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是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塑造的“康雍乾盛世”。其表现为：收复台湾，平定三藩之乱，设驻藏大臣。“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全国人口是1亿4千多万，到了乾隆末年人口增至三亿。这个时期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粮食产量可以养活4亿人，社会风气不失古风，人相遇，谦而让。
实事求是地说，这几个时期社会风气出现的新气象，不可简单地与农民起义的结果划等号，这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当战争像一道闪电急速地进入每个人灵魂的这一刻，很多人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在战争面前的无力与无助，活在这个世上已经很不容易了，应当越过各种俗世的界限，真实地关切遥远的他者。血肉横飞的场景使直接或间接参与战争的人都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利益交换的功用性关系，生命本身的联系才是最基本的联系，抛开俗世生活中一切使人疏离的外在因素，用人性与同情，把逝者和生者、强者与弱者牢固地结合在一起。
这方面，似乎老外比我们悟之深刻。300多年前，法国的卢梭就已大声疾呼：“我们之所以爱我们的同类，不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快乐，而是由于我们感到了他们的痛苦。因为在痛苦中，我们才能更好地看出我们天性的一致，看出他们对我们的爱的保证。如果我们的共同需要能通过利益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则我们的共同的苦难可通过情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王朝初期，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拉近了心与心的距离。在广阔的世界中间，多少并不相识的人们，都涌动着这样温馨与亲切的互信，那就是一缕缕春风、一泓泓清泉、一颗颗给人温暖的舒心丸、一支支催人奋进的强心剂。这种真诚与尊重、谦逊、宽容、赞赏、善良、友好相得益彰，与虚伪、狂妄、苛刻、嘲讽、凶恶、势利水火不容。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情景啊！
农民起义的将士们如果在九泉之下能看到他们身后的政通人和，风清正气，一定会含笑不已，兴许会吟道：
“我以我血换新天，尔等方能笑开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