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中国光绪二十二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旧历三月底，清廷派遣的13名中国留学生抵达日本。这批留学生年龄从13岁到32岁不等，均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选拔，是人中翘楚。这件事具有破天荒的意义，一部近2 000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从此改写：日本从留学生派遣国一下变为接受国，而中国则从留学生教育国，“沦为”派遣国。
逆转和落差
派遣留学生并非耻辱，之所以说“沦为”，是因为事件标志着两国文化地位的逆转。古代中国，文明灿烂，以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穹隆建筑等自有知识产权为代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具体而实在。“近世”（为便于比照，此处权且用日本史的术语，指江户时代，1603~1867）以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文明辐射渐弱，崛起的西方对东方的“逆辐射”渐强。而这种西方文明自西向东的舶来，即所谓“西学东渐”，最初的重心并非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政治意义上）一部分的日本，而是中国。1549年，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到日本传教。但他很快发现，日本的文化来自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极为崇尚，“倘使日本文化的发祥地—中国，也信奉基督教的话，日本亦必步其后尘”，于是打算离开日本，改赴中国传教。可他后来未能如愿，两年后病死于上川岛。这个在日本家喻户晓的故事表明，“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思想上，西洋人都以中国为目的，日本并不怎么重要”。这当然也有交通上的原因。16世纪，西洋人从海路抵达中国，再从中国东航日本，因此，其涉足的第一块东土是中国，而非日本：如葡萄牙人于1516年抵广东，1543年抵日本种子岛；西班牙人于1575年抵中国，到日本则是1584年。就连与西方世界第一次正面碰撞的时间，中国都遥遥领先于日本：由马嘎尔尼勋爵率领的英国使团抵达广州口岸是在1793年6月，距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4艘战舰，于江户湾叩关幕府的“黑船”来袭（1853年7月），早了整整60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西人争相以汉文介绍西学。据王韬在《泰西著述考》中记载，从1552年到1674年，仅“著名”传教士便有92人，他们多埋骨中土。由这些人著述的汉文著作达211种之多。可问题是，“传教士虽然不断引进近代西方文化，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却无接受之意。传教士煞费苦心用汉文写成的东西，大多数中国人亦不加理睬”。而与此同时，由于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的缘故，日本社会求洋若渴，大量洋人所著西学汉籍越境东洋，以汉译训点本或日译本的形式进入了日本文人的书斋。如英人合信（Benjamin Hobson）的医学书《全体新论》于1850年在中国付梓，1857年被日本医生越智氏在日本翻印，翻印版次达10次之多。美国传教士丁匙良（W. A. P. Martin）著《万国公法》的汉译本于1864年在中国出版，翌年便被日本开成所翻印，后又增印数版，明治时期成为法学教科书。国人既漠视洋人著作的西学典籍，自然不会积极译介。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西洋的书籍是1847年魏源的《海国图志》，但比日本的《解体新书》晚了74年。
如此，“西洋人出版各种洋书的汉译本，目的是向中国人灌输近代文化。但是，新文化的种子在中国被埋没了，到了日本才发芽、开花”。而且，日本人并不满足于汉译本，开始自己翻译荷兰书籍，从而开创了所谓“兰学”，而“兰学”恰恰成了后来风气更盛的洋学运动之滥觞。洋学在日本大行其道，推动者并不限于民间学者，德川幕府也于1855年设立洋学所翻译西洋书籍，教授外国语文。后洋学所更名为“蕃书调所”、“洋书调所”、“开成所”等，成为东京大学前身。可以说，正是汉译西学的“翻墙”效应，形成了明治维新之前一种开明西化的氛围，对日本顺应时代潮流，开启现代化进程起到了某种发酵作用。以此为开端，中日两国在一系列重要环节上开始拉开距离，从制度文明到社会文化，从金融经济到教育民生，日本均领先于中国。差距较小者有5~10年（如外语学校、报纸的创设，电信、火车的应用等），一般相差二三十年（如文字改革运动的肇始、新式国立大学的创设及杂志的出现等），差距显著者，甚至达五六十年（如《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实施比《中华民国宪法》早58年，日本新货币流通比民国法币的流通要早6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