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在东京三好一的家里借宿一晚，翌日便拿着三好代购的车票乘车回到了久违的故乡—北海道士别市。18年前，日共党员川口孝夫还处于半地下状态，为武装革命付出代价；而18年后，日本议会民主的制度框架已然定型，川口所隶属的政党早已放弃了武装夺权的幻想，转而谋求“资本主义框架内可能的民主改革”，最高目标也从单独执政变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正所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回国后，川口三十余年如一日，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为两国的民间交流而奔波。他长期担任四川省彭州市经济顾问，为日资企业在中国内地合资建厂等事宜牵线搭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抱有超越国籍的热忱。1981年，他与友人共同创设了北海道中国研究会，并亲任会长，不懈地推动两国民间社会的深层沟通。与此同时，他对自己流亡中国18年的生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日共历史及自身的社会主义信仰，进行了系统深入、脱胎换骨的反思，撰写了相当数量的论文、随笔和书信，内容涉及唯物论、共产主义运动、民主集中制、人道主义、人权及民主主义等方方面面。而川口从被卷入“白鸟事件”，到被迫流亡中国，直到以一名“外来者”的身份深度介入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的罕见经历，恰恰构成了这种反思的起点和动力。反过来说，唯其有如此惨痛的经历，才使他在观察中国、思考过去的历史时，获得了某种虽深入却不致主观，客观却不失“体温”的视角。这种看待中国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所稀缺的品质。
199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川口接触到了李锐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展读之下，他激动不已，当即决定与妻子一起翻译成日文，争取在日本出版，时值夫人荣子刚做过乳腺癌的手术。夫妇俩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翻译，当年底即携译稿赴北京拜会作者李锐。临别时，李锐把自己的旧著《毛泽东的壮年与晚年》赠予川口夫妇。翌年夫妇将其中的《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文译成日文。通过李锐的介绍，川口第一次听说1974年不幸离世的中共党内思想家顾准的名字，并开始了对顾准思想的研读。顾准的《科学与民主》、《民主与“终极目的”》等文章对川口的思想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川口比李锐小4岁，比顾准小6岁，同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在20世纪末与这两位中共党内精英知识分子的邂逅，对川口晚年的思想蜕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把李、顾二人看作自己的“恩师”：“我在回顾20世纪及其中自己所活过的这80年历史的时候，如果说多少有点儿进步的话，那端赖李锐先生和顾准先生的教诲和引导……我虽然与二位算是同代人，但水准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我尊敬的前辈，思想和理论上的师长。我为在人生行将结束的时候，得以认识如此杰出的先生而感到喜悦、骄傲。两位是我人生最后的恩师。只要我一息尚存，就会追随他们。”
进入21世纪，川口已届暮年。从1945年秋天在香港英军战俘营中第一次了解“社会主义”的真实含义那天算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始终把“社会主义”当作人生的至高理想，并为之不懈奋斗，不惜代价。他因卷入日共内部斗争而被迫流亡社会主义中国，历经18年艰辛，终于辗转回到祖国，但日本已变成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发展走向离日共的政治目标渐行渐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