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不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访华激起了更大的舆论反响。川口的同事、一位女师傅情绪激动地说：“田中是侵略者的代表，是反动的。日本鬼子在我们村焚烧房屋，强奸妇女，用刺刀刺死婴儿后抛向空中，杀人越货。邀请那么反动的现行当权者田中，我要对毛主席、周总理讲，我反对！”对此，上面再次传达了周总理讲话，大意无非是说利用美日矛盾，对削弱敌人力量、增强人民的团结有利云云。1972年9月底，田中来华，中日两国正式复交。不久，工厂放电影，放映正片之前加映田中访华的新闻纪录片。川口也搬把椅子坐在露天球场上观看。当银幕上出现田中在北京机场检阅解放军仪仗队，接着军乐团奏起日本国歌《君之代》，“日之丸”旗徐徐升起的画面的时候，“突然，放映场内人声鼎沸，被一种异样的气氛所笼罩。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我感到了某种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的仇视、怨恨的巨大压力”。
踏上归国之旅
1972年，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川口夫妇的回国事宜突然开始峰回路转。1973年11月，中联部通知川口夫妇进京。二人在北京见到了受日共委托来华协调有关工作的日中友好协会秘书长三好一。在三好的带领下，川口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提交了赴日签证申请书。这是川口自“白鸟事件”发生后第一次使用自己的原名川口孝夫，“我当时与其说感慨万千，毋宁说涌起一股奇妙的心绪”。使馆的签证官问道：“何时、从何处来到中国的？”川口自然无法作答，便反问道：“难道不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让我回国吗？”官员沉默了……如此简单就拿到了签证，川口甚至有些扫兴。
1973年12月11日，川口夫妇从天津港乘“圣山丸”起程回国，中联部干部段元培特来送行。少小离家老大回，“我把壮年时代的18年岁月留在了中国，53岁时终于重返故乡，当时心中真是无限感伤”，“对我而言，回国并不单纯是返回故乡，更意味着从人为的桎梏中被解放出来”。川口对流亡中国18载的事实难以释然，因为这“绝非我的意愿，而是被党所欺骗，几近被强迫的结果”。尤其是日中两党当初达成的除非日本革命成功，否则一生不许回国的无形协议，完全是基于组织高于一切的“原则”，是对党员个人生活的粗暴绑架。
川口夫妇流亡中国的18年，恰好是日本完成了战后复兴，经济高度增长，一路成长为经济大国的时期，也与日共放弃武装夺权路线，走议会斗争道路，从“革命党”转型为“生活党”的时间大致重合。川口作为一名日共党员，信仰真诚，党性纯洁，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气质，仅仅因为早年被卷入一个真相至今仍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白鸟事件”）而蒙受不白之冤，为维护所谓“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被组织上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放逐海外，在中国最动荡的“革命”岁月里，隐姓埋名，颠沛流离，随波逐流，以至于后半生的轨迹完全被改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既是川口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中日两个社会的悲剧和政治的悲剧。
回国后的反思
1973年12月13日，川口夫妇搭乘的“圣山丸”抵达九州的若松港。在船上，川口做好了入关时会被日本警方逮捕的心理准备。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切都很顺利、和谐，让他感觉仿佛在梦中。夫妇俩不禁在心里感叹道：真的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