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的这段话，非常值得玩味。“浮士德精神”所追求的只是以富强为中心的第一个目标。所谓富强，包含着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指的是按照现代工具理性的原则，使市场和国家机器更合理、更有效率，让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轴心——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成为普遍的社会运作方式。这种以富强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具有任何特定的价值，只是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反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晚清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都是属于这种类型。与此相区别的是史华慈所说的第二种目标，它寻求的不仅是物质、技术意义上的富强，更重要的是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含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同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
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呢？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追寻强国梦进程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当代中国经济力、金融力和军事力的全面提升，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连续的高速增长？个中奥秘若从思想文化深处探究，或与全国上下对“力”的崇拜有关。儒家文明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礼的世界”，整个社会以“温良恭俭让”的礼教为纽带，博雅的精神趣味胜于穷兵黩武的蛮力，君子的德性之美抑制了人性中物欲的贪婪。曾几何时，“礼的世界”让位于赤裸裸的“力的世界”，一切东西的价值都被换算为力，换算为可计算、可交易、可操控的物质实力。GDP的增长成为官员政绩乃至政府合法性的核心指标。政府的主要职能似乎不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变异为直接招商引资、指挥经济且具有自我利益的垄断性超级公司。对“力”的崇拜背后，是人的物欲的无限膨胀。马克斯·韦伯揭示出资本主义背后的时代精神是新教伦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需要精神动力，那便是后革命时代世俗化的物欲主义。儒家传统有修身的超越一面，也有实用的世俗一面，一旦儒家文明整体崩溃，虚无化的精神无法制约人性中被不断激发的欲望，物欲主义便如同跳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弥漫整个社会。脱贫致富的终极理想，再加上吃苦耐劳的国民美德，使富强的目标在中国拥有了得以实现的深厚的人力资本。温州商人可以为微薄利润走遍世界，亿万民工在低收入、零福利的工厂中每天工作十几小时，难怪《时代》周刊要将中国农民工作为杂志封面，视其为挽救全球金融危机的时代英雄。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强调中国的崛起是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人力资本的优势，背后所展示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清教徒精神，致富的欲望加上吃苦的能力，用阿里吉的话说，叫作东亚的“勤劳革命”。正是欲望加勤奋、政府加民众追求富裕的合力，成就了中国奇迹的万里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