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当很多国家为流动性不足发愁的时候，中国到处一掷千金，一副“不差钱”的富阔样子，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当中国统治世界》由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后，立即在英美读书界成为畅销奇书。去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末曾经瞻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21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领导全世界。这一“东方压倒西方”的惊世预言在雅克的书里面得到了全面的论证：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国家，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光彩将使纽约和伦敦黯然失色，汉语将如同今日的英语一样成为全球通用的世界语，孔子的教诲将与柏拉图思想一起成为西方学生熟悉的经典。雅克还呼应季羡林的说法，预言中国的崛起将是一场“文明的崛起”：如果说英国在19世纪是海上霸主，美国在20世纪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到2050年将成为文明的霸主。
富强的胜利，是一次西方精神的胜利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是只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即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并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众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维持了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国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巅峰，以至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将1400~1800年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强势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一书中指出，严复当年所追求的西方思想中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的气质，即赞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类的自然界和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充分表现，以及由此必然要带来的人类整个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韦伯意义上）”；另一个是“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的理想主义。这后一部分，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些词语来代表。这一部分涉及人们在宏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结构中关系的实质，涉及促进实现这些社会—伦理目标的结构的形成。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伦理思想，在近几个世纪里，西方人的大部分道德激情被导向了这样的社会—伦理目标，并被卷进了涉及这些不同目标之间互相冲突的关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