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凭什么统治世界?(3)

富强所追求的“力”,不仅是物质层面的国家实力,也是精神层面人的能力。严复透过达尔文的进化论,发现西方富强的秘密乃是国民的竞争能力。从晚清流传至今的进化论,是一种斯宾塞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是自然的公理法则,是一切进步的原动力。自由竞争能够创造出最优秀的个人,他们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当中拥有最有效率、最能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中国的学校每年要评比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德育、智育与体育,说到底都是一种能力,知识与美德之所以重要,不是其拥有内在价值,而是其具有提高生存竞争力的实用功能。早在一个世纪之前,《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就深刻分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中国人带来的精神变化:“盖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神,人间无灵魂,惟物质力之万能是认,复以残酷无情之竞争淘汰说,鼓吹其间……一切人生之目的如何,宇宙之美观如何,均无暇问及,惟以如何而得保其生存,如何而得免于淘汰,为处世之紧急问题。质言之,即如何而使我为优者胜者,使人为劣者败者而已。如此世界,有优劣而无善恶,有胜败而无是非。道德云者,竞争之假面具也,教育云者,竞争之练习场也;其为和平之竞争,则为拜金主义焉,其为激烈之竞争,则为杀人主义焉。”到21世纪之初,杜亚泉这先知式的预言在神州大地加倍兑现,竞争之风愈演愈烈,适者生存已蜕变为强者生存,谁获得了特权和强力,谁就比别人生活得好。竞争的法则是赢者通吃,败者一无所有,何况连竞争的规则也由赢家来制定,强者既是裁判又是参与者,因此无往而不胜。

富强的第三个要素是制度变革。与以文明为目标的改革不同,以富强为轴心的改制是去价值、去理想、去乌托邦化的,它仅仅是韦伯意义上的制度合理化:如何使现代社会的系统,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在功能上更为合理、有效和符合法定程序。即便是政制改革,也只是去政治化的管理学革命,而与扩大公众参与、强化正当性基础这些政治目标无涉。这是一种会计学和管理学意义上的改革,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会计成本核算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成为变革的不二法门,一切为了降低成本、扩大产出,提高单位生产力;一切为了强化非人格化的官僚统治,从管理中获得效率,以实现既定的国家意志。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是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性建制,它是与古代社会相区别的现代制度的框架性内核,由于其不具特定的意识形态取向,故可以与现代文明的各种不同类型相结合,使它们在文明的核心价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更加合理化,获得现代的制度形式。晚清的改革,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清廷新政是如此,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亦基本如此。通过与旨在合理化的国际通用规范接轨,当代中国的各种单位,从企业、机关到学校、社团,已经普遍转换为公司化管理体制,从而以最有效率的“举国体制”保证了以富强为中心的国家战略目标之实现。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其后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却前赴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练,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雅克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富强精神的胜利?西方人届时应该会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做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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