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雅玲第一次到我家来帮钟敏递纸条不久，我记得是一个下午，我们开学农劳动总结会结束后，我第一个起身奔向教室门口，准备回家。当时的总结会是分成四个组，分别在教室的四个角落举行的，王雅玲与我是同一组。我是劳动组的组长，她是副组长。当我拎着书包刚走到教室门口时（具体地说是出了教室门，离门刚好一两步的距离），王雅玲从后面急急忙忙地追了上来把我叫住。我感觉她有些气喘吁吁，呼吸紧促，满脸通红与羞涩。她“呃”了一声，我当然止步回头，以不解的表情看着她。我和她一两步之遥，她靠在教室的门框边，我伫立在昏暗的过道里，就那么静默地对峙了几秒钟。这种情景给我的感觉是平添了几分凝重、紧张，因为后面的教室里有几十双明亮的眼睛，我们极有可能处于众目睽暌之下；前面的走廊中也随时会有其他班的同学来回穿梭，真害怕别人看见我们这有点让人生疑的状况。在当时，男女同学单独以如此近的距离站在一起，并且是在大庭广众之下，那是犯忌的，至少在大家看来有点不正常。所以，当王雅玲追上来把我叫住，离得很近站在我身边时，我确实紧张得一塌糊涂，浑身极不自在。我看着她的同时，也用眼睛四处瞟视周围的情况。
最后，她终于开口说：“你今晚有空吗？”她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得让人感觉她的话根本就不是从嘴里说出来的，而只能理解成一连串在喉咙里滚动的模糊的音节。我相信，要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此低的声音，如此小的音量，人们是不可能听清楚说话内容的，但当时我就备感惊异，竟然对她所说的东西听得一清二楚。
当她问“你今晚有空吗”时，我愣了一下，本想脱口而出 “有空”，但我打住了，思路在此时突然拐了一个弯。心想，还是说话留点余地吧，万一我说“有空”，而她要说的事情我又无法办到或不便允诺，那不是有点难堪吗？所以，我停顿了片刻，突然改口说：“一般情况下有空，什么事？”
她说：“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你有空的话，想请你今晚看电影，人民电影院，9点半，《卖花姑娘》。我托别人买了两张票。”
听她这么一说，我脑袋“轰”的一声一下子蒙了，也可以说是被“吓”住了。当时的感受很复杂，也很矛盾，既为她的邀请感到意外、兴奋，也为她的邀请感到惊吓、恐惧；既想去，而且非常想，又不敢去。意外、兴奋是因为她邀请的是我，而不是别人，能够被一个漂亮的女同学这样邀请，那肯定是一种人们常说的“福分”，而且朝鲜的这部《卖花姑娘》又是我特别想看的电影，正在为不好买票看不成而感到苦恼；惊惧、害怕是因为被封为“标兵”的我根本不能设想单独与一个同班女同学去看一场电影，这是超出我当时胆量范围的事，心想，要是被学校的同学撞见了，那肯定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等于是今天的“拉链门丑闻”。
说来也许让今天的人不可思议。那年头中国闹自立，耍独龙，几乎是自绝于全世界，好像只与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小兄弟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所以中国人只能看些从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朝鲜这样的国家引进的电影。什么《广阔的地平线》啦，《摘苹果的时候》啦，《宁死不屈》啦，都会把神州大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观影情绪挑得高高的，整得雷翻震倒。当时的乐山正在火爆上演朝鲜的《卖花姑娘》，而且我记得是三个场地（乐山电影院、乐山影剧院、乐山川剧院）24小时通宵上演。即便这样，仍不能满足乐山人民的观影要求，票仍然不好买，电影院仍是挤得水泄不通。那情景像是在赶一年一度的庙会，或大年初三大佛寺山上的山门气象才可能与之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