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阁楼成了我的心病，看来一日不建，长期拖着，这病就难以消除。于是，我几乎整天都在想：怎么办？一天，我突然想到，我们班黄小宁的母亲不是在物资局专门负责木材特批吗？能否通过这层关系买到官价的木材呢？我是黄小宁家的常客，他母亲对我也熟悉。接下来，我把这一想法对黄小宁讲了，叫他回去问一下他妈，这事有没有可能。答复是，可以，但量不能太大，而且要提前打招呼。显然，这两点对我都不是问题，因为拟建的小楼面积不大，我想大约一方木材就足够。
既然木材的问题有着落，现在唯一剩下来的就是钱的问题。那么，钱从何而来？首先，抢银行的可能性要排除（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其次，去跟别人借的可能性不大（一方面不好意思，另一方面确实无人可借），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自己去挣。看来，只有这条路可走。由于我是学生，所谓挣，也就只能通过打临工的方式。但即使打临工，也并非一件易事。当时打临工非常艰难（不是活路本身艰难，而是找临工艰难，机会太少），我记得当时街上的“待业青年”多得完全可以用起坨坨、扭串串来形容，即使他们想要找个临工干，也要层层报批，通过很多程序，比如首先要居委会推荐，然后街道要政审，最后用工单位还要考核，可以说手续烦琐，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校生根本就没有做临工的资格，还不要说其他条件，比如年龄、体力方面的要求。但话又说回来，事在人为嘛，万事总有特例，有意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放弃打临工的追求。为了梦中的小阁楼，我会竭尽全力，不达目标，誓不罢休。
你说世界上的事情怪不怪？有时候你很想但又觉得很难办的事，就有那么巧，说不定“哐当”一声，你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它就会突然掉到你面前。正当我想打临工想得发疯时，机会来了。1972年暑假，我非常顺利地找到了一份临工：在乐山气象台挖土石方，抬石头。这份工作是通过我们班白刚毅（通常我们把他最后一个字去掉，直接叫他“白刚”）的父亲找到的。负责这块工地施工的是他父亲的朋友，姓田，我们叫他田施工。田施工个头很矮，武大郎身材，四方脸，肤色黝黑，满脸的麻子，尽管大热天，头上仍戴顶鸭舌帽，我记得是呢子的质地，深蓝色的那种。当时我们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个头小，但身体显得很壮实，看上去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至今我对他的印象都很深。
那时的施工可了不得，听起来和今天的董事长、总经理差不多，甚至还要牛掰。施工权力很大，既要管工程质量，又要管工程招工。我记得我们是通过田施工的关系直接去气象台做临工的，绕过了街道、居委会，也免去了推荐、政审、考核之类烦琐的程序。能够直接去气象台工作，我们觉得田施工很转，本事大极了，心头很是佩服，甚至觉得他是个伟人，尽管个头很矮。
我们的工作是挖土石方，然后把打出来的石块、土渣搬到100米远的山坡上倒掉。挖土石的地方原来是个小山包，气象台准备在这儿建所新房子，所以要把这山包弄掉，把地基平整出来。我们一共四人干这活儿，除我和白刚外，还有两名女子，她们是气象台马台长的大小千金（马台长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可能是“三八式”的南下干部）。姐姐叫马林，妹妹叫马丽。姐姐比妹妹高一些，瓜子脸，人也显得黑一点，瘦一点，梳的是披肩发；妹妹圆脸，白净，眼睛很大，嘴唇左上方长有一颗美人痣，扎两根又黑又粗齐腰的辫子，人看上去羞羞涩涩的，不爱说话，一说话脸就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