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们把公共卫生——预防传染病的扩散，防止环境灾害，提倡健康行为，应对突发灾难——称为所谓的“公共产品”。像后文即将阐述的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来提供。传染性疾病的控制所产生的收益将被全社会分享，例如，那些接种了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人们不仅自己能够受益，而且也能使周围的其他人受益。如果只计算个人的成本和收益，那么考虑接种疫苗的人就会太少。因此，在所有发达国家，公共卫生都被认为是政府理应考虑的议题。这一逻辑不但适用于单个国家的政府，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合理的。像埃博拉出血热、霍乱、黄热病和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疾病常常会形成跨国传播。有了现代的航空运输手段之后，它们的传播更快了。世界卫生组织说：“如今，一个国家发生了传染病，在第二天就可以传到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任何地方。”纯粹从自身利益出发，发达国家也会同意对国际上的疾病控制事业进行投资。
基础科学知识也是一项公共产品，能够从中获得收益的人并不局限于发现者本人，所以市场所推动的基础科学研究并不多。这就是任何国家的政府都要资助科学研究的原因。2000年，通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其他联邦机构，美国政府在与健康有关的研究方面总共投资了180亿美元。大学、基金会和慈善组织还花费了100亿美元左右。这些投入加起来甚至超过了美国全部制药公司投入到研发新药的费用的总和（225亿美元）。大多数由制药公司掌握的新药专利都得益于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在生物医学专利所引用的主要发现中，只有17%来自制药行业。例如，证明抗反转录病毒药物具有治疗艾滋病疗效的大部分研究都是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其他公共实验室里完成的。制药公司的研发能力非常依赖国家的资助。
通常说来，把纯科学的思想推向实际应用往往需要市场激励，私营部门在把科学研究的突破转化为有用的新药时一般更有效率。但是也有例外，由公共基金资助的研究有时能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取得成功。一个突出的例子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许多高产作物品种的开发就是由一个国际研究中心网络完成的，包括位于墨西哥的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以及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这项研究是由一个政府、国际组织和基金会的联盟所资助的。新的水稻和小麦品种引发了绿色革命，使产量几乎翻番。谷物是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的主食，就它们对贫困人口的影响而言，高产农作物品种堪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这一令人振奋的先例之后，由政府、国际组织和基金会资助的国际艾滋病疫苗行动组织（IAVI）正在积极寻找对抗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的疫苗。
提供这些国际公共产品需要大量的资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负责人彼得·帕沃特博士指出，非洲每年需要30亿美元的投入来采取对付艾滋病的基本措施，如果按照发达国家的常规用药标准，那么非洲人每年还需要数百亿美元的药品。这样大的资金援助只能来自发达国家。帕沃特博士说：“要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抗艾滋病，我们需要数十亿美元，而不是数百万美元。要对抗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杯水车薪是无济于事的。”
除了提供资金之外，政府和国际组织也在重新考虑市场设计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专利其实是一种折衷式的解决办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找到理想的答案。专利形成了合法的垄断，巨大的垄断利润给发明创造产生了强有力的激励。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制药工业惊人的发展速度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专利的赢利前景帮助人们开发出了如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等有效的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