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20余岁被召为博士，经常上书，主要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在《陈政事疏》中，贾谊大声疾呼：我看天下形势，可为之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之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之长叹的有六个问题。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自己睡在柴堆上，只是火还没燃烧起来，就自欺欺人说平安无事。当今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他具体指出：危害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王企图叛乱。他为此建议：在原有诸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诸侯，削弱他们的实力。诸王死后，他们的封地应分割若干块，分封给他几个儿子。这样，一方面让诸王的子孙放心，知道会按制度受封而不反叛，另一方面诸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结果像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自如，国家也就长治久安。
刘恒十分欣赏贾谊这一建议，但他当时的主要精力在稳定政局，恢复发展社会经济上，不宜与诸王公开对抗。皇权和王权的矛盾没解决，危机继续发展。
刘启继位后，御史大夫晁错又上《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刘启采纳晁错这一建议，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六个县。
这一改革引起极大震动。晁错的父亲说：“你在朝廷当政，侵削诸王，使皇室骨肉疏远，引起大家怨恨，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晁错说：“不这样，天子没尊严，国家不得安宁！”父亲叹道：“你这样做，刘氏王朝当然安宁，可我们晁家就危险了!”这位老人服毒自杀，遗言说：“我不忍眼睁睁看着大祸临头！”
晁错父亲的担心一点也不多余。那些早就想反叛的诸王非常不满，尤其是刘邦之侄吴王刘濞。因为刘启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因小事纷争用棋盘打死吴王的儿子，他早就怀恨在心。于是，公元前154年正月，他发动同姓王联合大叛乱，参与的有8个王，所以史称“八王之乱”。刘濞发兵20万，号称50万，同时又派人与匈奴、东越、闽越贵族勾结，用“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直接进军京城，想取代刘启。
叛军顺利打到河南东部。刘启一边命周亚夫率军镇反，一边寻求政治解决办法。有人提议：杀了晁错，让叛军没借口。刘启天真地以为叛军的目标只是“君侧”，而不是君本身，便同意了。于是，中尉到晁错家传旨上朝，晁错穿上朝服就跟着出门。哪想到，车马经过东市的时候，中尉命令停车，忽然拿出另一份诏书，宣布当即腰斩晁错。
叛军并没有因晁错之死而收兵，刘启这才后悔。三个月后平定这次叛乱，刘启又借机削夺诸王领地，把诸王任免官吏的权力收回，从此诸侯只是名义上的封君，再没有政权。
晁错之死，后人愤愤不平。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写过一篇《晁错论》，说一个国家最困难的事、最难做的事是什么呢？是看起来天下太平，实际上埋藏着隐患。明代思想家李贽说：“晁错可以说不善谋身，不可说不善谋国。”就是这样一个为了国家利益而不顾个人安危的能人，在所谓“盛世”也难逃被错杀的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