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镜像(2)

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春节或农忙时回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在家上学。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会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做商品批发。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他前年回来,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开了一年,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把打工几年赚的钱全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打工。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以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能够同吃同住的。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如村长的弟弟,小名叫“坏蛋儿”,当年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儿被送进监狱。他在内蒙古开了一家校油泵厂,因为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古买了房子,俩孩子也接了出去,有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说起来的口吻有点儿奇怪,好像不愿意提起这个人似的。等他们走之后,问起哥哥,才知道,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侄儿工钱。但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也在同一城市的另外地方开了一家校油泵厂。

韩家和梁家户数和人口几乎相当,只不过,从文化质量上看,韩家人上大学的与经商的比梁家要多,整体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村庄其他几个小姓,加起来不过三四十户,一百多人,无论是在村庄里还是在外的人,都不如梁家和韩家的人过得好。

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由于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连糊口都不够,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这就是所谓的“春荒”。改革开放以后,到城里打工为家庭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因为种地要交税,还要在麦忙秋收时回来,许多家庭干脆把地租给同村的人,条件就是租户替自己交税,每年再给自己200斤麦子。这也为留在村庄里面的家庭多了一项经营,即租地。麦季收入只够交税和给户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获利。到20世纪90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盖新房、过得比较滋润的,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商品粮吃的家庭。据村长讲,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儿麦子、玉米等,但自己并不回来,而是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为此还产生了纠纷。但是,这并不是出于费孝通所言的土地是农民的根性。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越来越淡,剩下的只有利益关系。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说,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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