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春节或农忙时回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在家上学。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会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做商品批发。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他前年回来，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开了一年，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把打工几年赚的钱全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打工。
“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以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
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也很少能够同吃同住的。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如村长的弟弟，小名叫“坏蛋儿”，当年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儿被送进监狱。他在内蒙古开了一家校油泵厂，因为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古买了房子，俩孩子也接了出去，有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说起来的口吻有点儿奇怪，好像不愿意提起这个人似的。等他们走之后，问起哥哥，才知道，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侄儿工钱。但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也在同一城市的另外地方开了一家校油泵厂。
韩家和梁家户数和人口几乎相当，只不过，从文化质量上看，韩家人上大学的与经商的比梁家要多，整体的生活水平也比较高。村庄其他几个小姓，加起来不过三四十户，一百多人，无论是在村庄里还是在外的人，都不如梁家和韩家的人过得好。
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由于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连糊口都不够，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这就是所谓的“春荒”。改革开放以后，到城里打工为家庭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因为种地要交税，还要在麦忙秋收时回来，许多家庭干脆把地租给同村的人，条件就是租户替自己交税，每年再给自己200斤麦子。这也为留在村庄里面的家庭多了一项经营，即租地。麦季收入只够交税和给户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获利。到20世纪90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盖新房、过得比较滋润的，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商品粮吃的家庭。据村长讲，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儿麦子、玉米等，但自己并不回来，而是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为此还产生了纠纷。但是，这并不是出于费孝通所言的土地是农民的根性。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越来越淡，剩下的只有利益关系。
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也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说，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