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大脑天生具有视觉和心理上的盲点，其中最为狡黠的伎俩便是：它会赐予人们具有安慰作用的错觉。当然，从我们本身来讲这一切并不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讲，失调理论就是一种关于盲点的理论，它解释了人们如何在不经意间自我蒙蔽，这种自我蒙蔽使得他们意识不到那些可以帮助他们反省自身行为和信念的重要事件和信息。由于这种证实偏差的存在，再加上其他一些自利习惯，我们的大脑便会为自己的知觉和信念辩护，并将它们视为精确的、真实的、无偏见的。
社会心理学家李·罗斯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幼稚的现实主义”，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信念，即我们能够像事物或者事件“本身真实存在的那样”，清晰地对它们进行感知2。我们假定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会同我们一样来看待事物。假如他们不赞同我们的看法，显然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对事物清晰地加以感知。幼稚的现实主义制造了一种逻辑混乱，因为它做出了两点预设：其一，那些思想开放、公正的人应该赞同理性的看法；其二，我所持有的看法一定是理性的，否则我便不会持有这些看法。因此，只要我能够让自己的对手坐下来倾听我的看法，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事情的本来面目，这样他们便会赞同我的看法。假如他们不赞同我的看法，一定是因为他们持有偏见。
罗斯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无论是从他所从事的实验中，还是他为减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激烈冲突所付出的努力中，他都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即便是一方认识到另一方对问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也会认为自己是客观的，而另一方是持有偏见的，这些人对实际情况的看法应当成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在一项实验中，罗斯拿出了一些由以色列裔代表提出的和平建议，声称它们是由巴勒斯坦人提出的，随后让以色列居民对其加以判断。“与被认为是巴勒斯坦人提出而实际上是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建议相比，这些以色列人更喜欢被认为是以色列人提出但实际上是巴勒斯坦人提出的建议，”他说，“假如建议因为来自另一方而不再对你有吸引力，那么实际上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议又会如何呢？”3与事实非常接近，社会心理学家杰弗里·科恩发现，如果一项极具限制性的福利建议被认为是民主党提出的，尽管这项建议往往与共和党人有关，但民主党人还是会赞同。假如一项慷慨的福利建议被认为来自共和党，那么共和党人也会加以支持。4将同样的建议说成是来自另外一方的实验中，你甚至可以去询问人们是否会赞同一项由本·拉登提出的政策。在科恩实验中，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盲点，即他们受到了自己所在党派立场的影响。相反，他们都声称自己的看法是在其对政府的总体认知的指导之下，经过对当前政策认真细致的分析后合乎逻辑地形成的。
罗斯和他的同事们发现，我们之所以相信自己的判断比其他人存在的偏差更少且更为独立，部分是因为我们依靠内省来思考，而且没有办法了解其他人的真实想法。5当我们进行内省的时候，我们是在审视着自己的内心深处，避免失调的需要会确保我们只能持有最佳动机。我们会认为，只有亲自参与，才能确保对某一问题的认知准确明了——“这些年来我对枪支管制一直感受颇深，因此我清楚自己所谈论的问题”。然而，我们又会将来自那些持有不同看法的个人的感受视为偏见的来源——“她对枪支管制的看法不可能公正，因为她这些年来对这个问题一直深有感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