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肖博德指出，当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之后，广大民众仍然认为自己需要劳动，这完全是一个荒诞的想法，政府也没有理由继续督促失业者再就业，也不用逼迫他们“屈从于社会主流价值观”。肖博德提出，最好的做法是向高收入人群征税，税款作为一种基本收入发放给穷人；最好能够让人们根据自己的良知自主决定如何分配自己的时间，这比把他们放到经济传送带上要好，因为更多的工作只会造出一些无用的产品。
肖博德的书在某些行业中激发了从业者对低收入补贴，或者说对基本收入的切实的、热切的支持。那些对高收入者奢华生活方式大为不满的人，或者对商业活动价值观完全不赞同的人，对肖博德观点的支持尤为强烈。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肖博德一样，他指出，要获得低收入补贴，那么这个人就没必要找工作，政府也没必要验证他是否有能力工作，也不用派社工访谈，最重要的是，失业不能再被看作一件不光彩的事。推出低收入补贴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思维框架的重塑，将其称为补贴，而不是“救济”，这已经改变了原来黏附在这个概念上的耻辱，也改变了人们对相关制度的看法。
在弗里德曼眼中，低收入补贴是在政府（在这个特定情况下，验证个人工作能力的政府人员）干预个人生活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以合情合理的创新，在保障工作动力的前提下，解决收入不平等现状的手段。弗里德曼与肖博德的强调重点南辕北辙，但其创新产生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
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对里斯–威廉斯的创新进行的思维框架重塑引起了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并且催生了许多低收入补贴的实验，最终都汇集到了西雅图–丹佛收入维持实验的总集当中，这项实验涉及4 800个家庭，耗费了7 000万美元。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正式提出了低收入补贴（“家庭帮扶计划”），美国众议院于1970年通过了家庭帮扶计划的提案，但这个法案从来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其他国家也提出过类似的提案，但是所有提案最终都夭折了。根据美国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说法，他在自己关于此类计划失败的书中提到，这些提案“政治动机太强，基本变成了人们不用为生活努力工作的代言人”。
但是低收入补贴运动在世界很多国家促成了渐进的、重大的变革，从这个角度衡量，该运动并没有失败。比如，1992年，欧洲议会发出一项倡议，希望欧共体所有成员国的劳动者都获得政府提供的最低收入，并且没有过期的强制年限。在目前的欧盟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都推出了某种形式的最低收入保障。这些项目的名称不同：德国和奥地利叫作“社会援助”，法国叫作“最低限度收入”，英国叫作“收入帮扶和以收入为基础的求职者资助金”，瑞典叫作“社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