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解决农村发展的融资问题，创新农村金融体系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金融服务的不对称和严重滞后，面向农业的金融服务应以资本为纽带，促进协作与分工。创新金融工具，使财富的分配能够在不同阶层的成员之间寻找平衡，使土地资产通过制度安排实现资本化的过程，充分体现金融普惠和资本分享。有利于农民克服狭隘地域性的个人局限，丰富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全面依存，相互补充和促进。融资的需求在农村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农村，正规金融只能满足约 1/3的资金需求，其余需求依赖民间非正规金融。因此，发展农村金融应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创新农村金融体系，实现土地有效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只有金融发展了，抵押、担保、信托、贷款等金融活动活跃起来了，土地规模流转和现代农业才能真正发展。
纵观世界，土地分化占有，并以此划定国界。遍览土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有多少种文明范式就有多少种对土地的态度。就中国的现实而言，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所有的自信来自人民的自信。土地历史的沧桑弊端至疼，土地现实的警示历历在目：规模化经营。从制造业抽象出来的经营逻辑是否适合农业有待实践的检验。农业化生产与工业化生产遵循不同的规律，有着不同的边界和约束性，对土质、湿度、水利、气候、区位有着难以克服的天然依赖性。并不是笼统的集约、大规模的经营才是最好的，而应是因地制宜，在成本效率比约束下建立多层级的适度规模的经营体系，切忌食洋不化，食“美”不化。资本的逐利性。大资本介入土地流通经营改革，要谨防资本的逐利本性可能带来的掠夺和外部效应。不认识到深层次的结构性错配与道德性缺陷，势必会陷入新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此，资本与土地的结合，不能是自发的合作秩序，必须予以法制化并受到市场正当性的监管。城镇化的选择。中国的城镇化必定要走中国自己的特色道路，正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选择。一个近 14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农业大国所进行的关于城镇化、关于土地和“三农”的任何改革都注定是史无前例的。质量互变定律就提醒我们：国家越大，一个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影响就越小，这个意义上的小国经验的参考性就越差。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行为就缺乏实践理性。
中国，一定是我们即将实现的共同新梦想的共同设计师，而不是亦步亦趋的学徒工。美国至少比中国历史上 7个朝代的历史还要短。那些所谓城市化率的参照数据、现代农业光鲜的学术标准，以及欧美的先进经验，都必须接受国情和制度差异的检验，必须在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人口失业，资本的趋利和普惠分享，土地容载量的局限和农民身份转换的认同感，效率至上和民生优先，超前冒进和务实求成之间做出选择。
发展与稳定的均衡。土地流通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新一轮财富的再分配，如果造成新的身份分裂，聚集新的利益集团，催产社会动荡，滋生权力交易；制造实质“地主”的新温床、怀揣城市户口的新贫民、拥有住房的无产者，那便是本末倒置了。
未来实践将证明：只有当农民的平均社会知识占有量得到显著增加，只有当现代文明重新塑造了他们，只有当我们用资本作为纽带将农民和市场间接连接起来，我们才能在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使协作产生的资本内在的生产力变成社会的生产力，从而重建传统的涉农经济和个人所有制。
